我们还想进一步论述第四种符号的机制，即后一能指（post-signifiant）的机制，它的新特征与意谓相对立，它为一种独特的“主体化”(subjectivation）的过程所界定。—存在着众多的符号机制。我们所开列的清单是独断的、有限的。没有任何理由将一种机制或符号学与一个民族或某个历史阶段等同起来。在同一个阶段或同一个民族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混合状态，以至于我们只能说：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或一个阶段确保着某种机制的相对的支配地位。也许所有的符号学都是混合性的，它们不仅与多种多样的内容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而且还将不同的符号机制结合在一起。在能指机制之中，前一能指的要素始终是能动的，反一能指的要素始终处于当下的运作状态，而后一能指的要素亦已然存在。但这过于突出了时间性。符号学及其混合可以出现于某个历史时期在其中不同的民族相互对抗并混合；也可以出现于语言之中在其中不同的功能相互竞争；还可以出现于一个精神病医院之中—在其中不同的疯狂形态彼此并存，甚至在某个病例中可以彼此接合；以及，出现于某种日常的对话之中在其中操着同一种语言活动（langue）的人们所说的却并不是同一种语言（langage）（突然出现了某种出乎意料的符号学的一个片段)。我们不想构造进化论，也不想构造历史。符号学依赖于配置，而正是配置决定了：在某种有限的情形之中，某个民族，某个阶段或某种语言活动，甚至是某种风格，风尚，病变，某个微小的事件，这些确保了一种或另一种符号学的支配地位。我们尝试建构起符号机制的地图：我们可以颠倒它们，保留它们的某些坐标和维度；在不同情况之下，我们将获得一种社会构型，一种病态的谵妄，一个历史事件，等等。我们还将在另一个场合之中看到这一点：有时，人们与一种具有明确日期的社会系统直接相关—“骑士之爱”(amour courtois)；有时，又与一种被称作“受虐狂”的私人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可以将这些地图组合或分开。为了区分符号学的两种类型—比如说后一能指机制与能指机制，我们必须同时考察极为多样的领域。
-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①上述涉及数的表述借自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不过，她将其用于以“能指”为预设的文学文本的分析：«signifiant» ：Semeiotikè，Éd. Seuil，p.294 sq，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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