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可以考察任意一个“命题”，也即一个从句法、语义和逻辑上被界定的语词的集合体，将其作为某个个体或群体的表达：“我爱你”，或“我嫉妒………”我们可以从这个问题入手：这个命题在个体或群体之中对应着哪个“陈述”(因为同一个命题可以指向完全不同的陈述)？也就是问，这个命题处于何种符号的机制之中没有此种机制，那些句法的、语义的、逻辑的要素就仍然只是全然空洞的普遍条件？何种非语言性的要素或表述的变量赋予它以容贯性？存在着一句前一能指的“我爱你”，它属于集体性的类型，在其中—正如米勒所说—一种舞蹈将部落之中的所有女人联结在一起；一句反一能指的“我爱你”，它属于纷争的和分配的类型，被掌控于战争和力量的关联之中，正如彭忒希勒娅（Penthésilée）对于阿基里斯所说的那句“我爱你”；一句指向着一个意谓中心的“我爱你”，它通过解释而令整个一系列的所指对应于能指之链；一句激情的或后一能指的“我爱你”，它从一个主体化之点出发形成了一个进程，接着又是另一个……等等。同样，很明显，当它分别处于主体化的激情性机制或意谓的妄想狂机制之中时，“我嫉妒……”也不是同一个陈述：两种极为不同的谵妄。其次，在某个既定的时刻，一旦确定了命题在某个群体或个体之中所对应的陈述，我们就可以探询混合的可能性，以及转译或转化为另一种机制或从属于其他机制的陈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探询在此种转化之中发生了什么，未发生什么，哪些事物仍然是不可还原的，而哪些事物又是从中所产生的。第三，我们可以尝试创造出对于这个命题来说仍然是未知的新陈述，即便结果会是一种充满感性愉悦的方言，碎裂的物理学或符号学，非主观的情动，无意谓的符号在其中，句法、语义和逻辑都土崩瓦解。此种探询的范围应该是从最差到最佳，因为它既涵盖着矫揉造作的、隐喻的、愚蠢的机制，但也同样涵盖着呐喊一呼吸，热情的即兴，生成一动物，分子性的生成，真实的性别转变，强度的连续体，无器官的身体的构成，等等。这两极是不可分离的，处于不断的转化、转换、跃迁、坠落和上升的关系之中。这最后一种探询一方面动用了抽象机器，构图及构图性功能，另一方面又同时动用了机器性的配置，以及它们在表达和内容之间所建立的形式区别、根据某种互为前提的关系所进行的词语和器官的投入。比如，骑士之爱式的“我爱你”：它的构图是什么，它的抽象机器所产生的又是什么，以及，出现了何种新的配置？这些问题既针对去层化的运动，但同样也针对层的组织……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句法、语义、或逻辑上可界定的命题能够超越或凌驾于陈述之上。所有那些使语言超越化的方法、所有那些赋予语言以共相的方法一从罗素的逻辑学直到乔姆斯基的语法都陷入了最为有害的抽象化之中，因为它们认可了这样一个层次，它同时既是太过抽象的，但又是不够抽象的。确实，陈述并不指向命题，恰恰相反。符号的机制并不以语言为基础，而语言自身也并未构成一部结构性的或发生性的抽象机器。正相反。是语言以符号的机制为基础，而符号的机制则指向超越了所有符号论、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抽象机器、构图功能，以及机器性的配置。不存在普遍的命题逻辑，也不存在自在的合语法性，更不存在自为的能指。在陈述及其符号论化的“背后”，只有机器、配置、解域的运动，它们贯穿着多种多样的系统的层化，并挣脱着语言和存在的坐标系。这就是为何语用学不是逻辑学、句法学或语义学的某种补充，正相反，它是最基础的要素，所有其余的一切都要依赖于它。
- 公元前587年一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
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