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概括一下根茎的主要特征：与树及其根不同，根茎连接任意两点，它的线条（trait）并不必然与相同本性的线条相连接，它动用了极为差异的符号机制(régimes)，甚至是非—符号(non-signes）的状态。根茎不可被还原为“一”或“多”。它不是“一”生“二”，更不是“一”直接生成为三、四、五，等等。它不是源自“一”之“多”，也不是“一”被增加于其上之“多”(n+1)。它不是由单位，而是由维度甚或变动的方向所构成。它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而是始终处于中间，并由此生长与漫溢。它形成了n维的、线性的多元体，既没有主体也没有客体，可以被展开于一个容贯的平面之上——在其上“一”始终是被减去的(n-1)。一个这样的多元体，当它改变维度之时也必然改变自身的本质并发生变形(métamorphoser)。有别于一个为点和位置的集合所界定的结构（在其中，点与点之间存在着二元性的关联，位置与位置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根茎只由线构成：作为其维度的节段性和层化之线，以及作为最高维度的逃逸线和解域线正是根据、沿着这些线，多元体才得以在改变自身本质的同时使自身变形。不应该将这样的线或线条（linéament）与树型的谱系混淆在一起，后者仅仅是点和位置之间的可定位的关联。与树相对立，根茎不是复制（reproduction）的对象：既不是作为树一形象的外在复制，也不是作为树一结构的内在复制。根茎是一种反一谱系。它是一种短时记忆，甚或一种反记忆。根茎通过流变（variation)、拓张、征服、捕获、旁生而运作。有别于绘图法(graphisme)、绘画或摄影，也有别于仿图，根茎与一个必须被产生和构成的地图相关，这张地图始终是可分解、可连接、可翻转、可转变的，具有多重入口和出口，带着其自身的逃逸线。仿图必需参照地图，而非相反。与中心化（甚至是多重中心化）的系统（此种系统具有沟通的等级化模式和既定途径）相对立，根茎是一个去中心化、非等级化和非示意的系统，它没有一位将军，也没有组织性的记忆或中心性的自动机制，相反，它仅仅为一种状态的流通所界定。在根茎之中，问题在于与性之间的关联，以及与动物、植物、世界、政治、书、自然物和人造物之间的关联，但所有这些都与树形的关联不同：各种各样的“生成（devenirs）”。
一座高原始终是处于中间，既不是开端也不是终点。一个根茎是由高原构成的。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用“高原”这个词来指涉某种极为特别的事物①：一个连续的、自振动的强度区域，它的展开没有任何趋于顶点的方位或外在的目的。贝特森援引巴厘岛文化为例，在其中，母亲一孩子之间的性游戏，甚至是男人之间的争斗都经历了此种奇异的充满强度的稳定化。“一种充满强度的连续性高原取代了性高潮”，取代了战争或某个顶点。这是西方精神的一种令人遗憾的特征：将表达和行动归结于外在的或超越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其自身的价值在一个容贯的平面上对其进行评价。①比如，一本由不同章节构成的书拥有顶点和终结点。相反，对于由高原——这些高原之间如大脑那般通过微裂隙而彼此互通—所形成的书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将任何这样的多元体称为“高原”：它可以通过浅层的地下茎与其他的多元体相连接，从而形成并拓展一个根茎。我们将这本书当作一个根茎来写。它由高原构成。我们给予了它一种循环的形式，但这无非是为了博得一笑。每个早上醒来，我们都会自问，将登上哪座高原，在这里写下五行，在别处又写下十行。我们已经拥有了幻觉的体验，我们看到线离开一座高原、向另一座高原延伸，就像是蚁群。我们已经形成了收敛之圆。每座高原都可以从任意位置出发被阅读，而且也可以与任意其他的高原建立关联。对于“多”，应该有一种确实能够建构它的方法；没有什么印刷的技巧、词语的能力、文字的结合或创造，也没有什么大胆原创的句法可以取而代之。事实上，这些方法往往仅仅是为书之形象服务的模仿的手法，被用来散布或移置某种持存于另一个维度的统一性。技术一自恋(Techno-narcissisme)。印刷、词语或句法的创造是必要的，但前提是，它们不再归属于某种潜藏的统一性的表达形式，而是自身生成为凸显出的多元体的一种维度；在这个领域之中，我们只发现很少的成功案例。②我们自己无力实现它。我们仅仅采用那些词语，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作为高原而运作。根茎学 =精神分裂一分析=层的分析=语用学 =微观政治学。这些词语是概念，但概念就是线，换言之，是依附于多元体的某个维度（层、分子链、逃逸线或断裂线、收敛的圆，等等）的数的系统。在任何情形之中，我们都不想觊觎一种科学的称号。我们不懂什么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我们只知道配置。只存在欲望的机器性配置和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不是意谓，也不是主体化：在n次幂上写作（所有的个别表述都仍然为支配性的意义掌控，所有意谓的欲望都与那些被支配的主体相关联)。处于其多元性之中的配置必然同时作用于符号流、物质流和社会流(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将它们当作理论或科学素材所进行的再加工)。我们不再拥有此种三分法：现实的领域（世界），再现的领域（书），主体性的领域（作者）。毋宁说，一个配置将分别源自这三个类别的某些多元体加以连接，从而使得一本书不再有续篇，不再有世界之中的客体，也不再将一个或多个作者作为其主体。简言之，在我们看来，从某个外部的名义上来说，写作绝不会是充分的。外部不具有形象，也不具有意谓和主体性。这两种书是相对立的：一种书是通过外部而运作的配置，另一种书则是作为世界的形象。一部根茎一书不再是二元分化的，它没有主根或侧根。决不要扎根，也不要种植根，尽管要想不重新陷入这些古老的步骤之中绝非易事。“那些浮现于我精神之中的事物，不是通过其根向我呈现，而是通过某个接近其中间之点。因此，尝试把握它，尝试把握一段细草，尝试将它抓牢，它只有从茎的中间才能够开始生长。”①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这已经是一个知觉符号学的问题。要想从中间来感知事物并不容易，这既不是从高向低看(或相反)，也不是从左往右看（或相反）：试一下，你将会看到，所有一切都变了。在词与物之中看到草并不容易（正如尼采说过，一句格言应该被“反刍”，一座高原绝不会与生长于其上的母牛相分离，它们同样也是空中之云)。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需注意的是，贝特森用的“platform”这个词也有“平台”的含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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