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写作历史，但却总是从定居的视角出发，并秉承某种统一的国家机构的名义，甚至当他们谈论游牧民族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所欠缺的，正是一门游牧学(Nomadologie)，它与历史学相对立。然而，在这方面同样只有少数重要的成果，比如，关于儿童十字军：施沃布（Marcel Schwob）的著作使叙事增殖，化作一座座有着多变维度的高原。安杰耶夫斯基（Andrzejewski）的著作《天堂之门》由一个不间断的句子构成，儿童之流，顿足行进之流，拉伸，加速，孩子们的声声忏悔汇成的符号流向那个引导队列的年迈僧侣告白，欲望和性之流，每个孩子都是出于爱而离开，或多或少为旺多姆伯爵（Vendôme）那阴魂不散的、黑暗的鸡奸欲望所直接引导，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经由收敛之圆—重要的并非是追问这些流是“一还是多”，我们已经逾越了这一点：存在着一个表述的集体性配置，一个欲望的机器性配置，二者彼此互渗，连通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外部——这个外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多元体。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法拉希（ArmandFarrachi）关于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著作《错位》(La dislocation)，其中的句子相互分隔和弥散，或相互推挤与并置，随着十字军远征变得越来越疯狂，字母、排版也开始舞动。②这些就是根茎式和游牧式写作的范型。写作将一部战争机器和那些逃逸线联结在一起，它抛弃了层、节段性、定居和国家机构。可是，为何还必需一个范型？这些书难道不仍然是十字军运动的一种“形象”？难道它们不是仍然保持着一种统一性—施沃布那里的主根统一性，法拉希那里的夭折的统一性，《天堂之门》这个最为优美的例子之中的死去伯爵的统一性？是否还应该有一种比十字军远征更为深刻的游牧运动—真正游牧民的游牧运动，甚或那些不再迁移也不再模仿的游牧民？他们只进行配置。一本书怎样才能发现一个恰如其分的外部（通过这个外部，它得以在异质者之中展开配置)，而非一个有待再现的世界？从文化上说，书必然是一种仿图：它已经是对其自身的仿图，是对同一个作者的前作之模仿，是对其他的书的模仿(无论它与这些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差异)，是对那些既定的概念和词语的不断模仿，是对当下、过去和将来之世界的模仿。然而，即便是反文化之书也仍然有可能渗透着某种异常沉重的文化：不过，它将对之进行能动的运用遗忘而不是记忆，不发达(sous-développement）而不是发展进步，游牧而不是定居，地图而不是仿图。根茎学=波普’分析(POP’ANALYSE)，即便人们除了阅读它之外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即便学院文化或伪科学性的团体势力仍然是太过沉重或令人难以承受。因为，如果人们任其而为，科学将走向彻底的疯狂。看看数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奇妙的行话，而且是游牧性的。即便是、尤其是在理论的领域之中，任何不稳定的和实用性的框架都要比对概念的仿图更有价值，后者所造成的中断与进展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不可感知的断裂，而非示意的中断。游牧民族发明了一种战争机器，用来反抗国家机构。历史学从未理解游牧运动，书也从未理解外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之中，国家已然成为书和思想的原型：逻各斯，哲学王，理念的超越性，概念的内禀性(1’intériorité)，精神的共和国，理性的法庭，思想的官员，作为立法者和主体的人。国家试图成为一种世界秩序的内化形象，并以此来使人扎根。不过，一部战争机器与外部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另一种“原型”，而是一个配置，它使得思想自身变为游牧性的，使书变为适用于一切运动机器的构件，一个根茎的分支（克莱斯特和卡夫卡反抗歌德)。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Kafka, Journal, Grasset, p.4.
② Marcel Schwob, La croisade des enfants, 1896; Jersy Andrzejewski, Les portes du paradis, 1959,Gallimard；Armand Farrachi，La dislocation，1974，Stock.正是针对施沃布的著作，阿尔方德里(PaulAlphandéry）指出，在某些情形中，文学可以更新历史并赋予后者以“真正新的研究方向”(La chrétienté etl'idée de croisade, t. II, Albin Michel,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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