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斯宾诺莎主义者的回忆，Ⅱ。在斯宾诺莎那里，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与每种聚集了无限多部分的动与静、快与慢的关系相对应，还存在着一种力量的程度。与构成着、瓦解着、改变着一个个体的那些关系相对应，还存在着作用于它的强度，它们来自外在的部分或它自身的部分、增强着或减弱着它的活动的力量。情动就是生成。斯宾诺莎问道：一具肉体能做些什么？我们将情动称作一具肉体的纬度，它能够根据力量的某种程度、或毋宁说是根据这个程度的极限状况来产生情动。纬度是由归于一种能力之下的强度性的部分所构成，正如经度是由处于一种关系之中的广延性的部分所构成。我们避免通过器官及其功能来界定肉体，同样，我们也避免通过种或类的特征来对其进行界定：相反，我们将试图对其情动进行计算。人们将这样一种研究称为“人种学”，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写了一部真正的伦理学。在一匹赛马和一匹耕田的马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要比一匹耕田的马和一头牛之间的差异更大。当于克斯屈尔（VonUexküll）对动物界进行界定的时候，他探寻着动物在一种它所归属的个体化配置之中所能够形成的能动的和被动的情动。例如，在光线的诱使之下，壁虱爬上一根树枝的末端；它对哺乳动物的气味非常敏感，当一只哺乳动物在树枝下面经过之时，它就会跌落到这只动物身上；它在这只动物身体上最少毛的部位钻入其皮肤之下。三种情动，这就是全部；而剩下的时间，壁虱就用来睡觉，有时会连着睡上几年，对庞大的森林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它的力量的程度介于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它的盛宴所构成的积极的一极，而在这场盛宴之后，它就会死去；另一个则是由它的等待所构成的消极的一极，它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之中不进食。有人会说，壁虱的这三种情动已然预设了特殊的和普遍的特征，器官及其功能，吸盘和吸管。从生理学的观点看确实如此；然而，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却相反，器官的特征是来自经度及其关系，纬度及其程度。我们对一具肉体将一无所知，除非我们了解它能够做些什么，也即，它的情动是什么，这些情动又是怎样能够（或不能够）与其他的情动、与另一具肉体的情动结合在一起，—这或是为了摧毁这另一具肉体或被它摧毁，或是为了与它交换行动与激情，或是为了与它一起构成一具更为强有力的肉体。
再一次，我们将求助于儿童。人们会注意到，他们是怎样谈论动物的，又是怎样为动物所驱动的。他们给出了一系列情动。小汉斯的马不是再现性的，而是情动性的。它不是某个物种中的一员，而是某种机器的配置之中的一个要素或一个个体：驮马一公共马车一街道。它为一系列能动的或被动的情动所界定，发动着它所归属的这个个体化配置：眼睛被马眼罩蒙住，带着一个马嚼子和马笼头，元气充沛，长着一个粗大的鸡鸡，拉着沉重的货物，被鞭打，倒下，腿乱蹬着发出喧杂的声音，咬人，等等。这些情动在配置之中流通、转化：这就是一匹马所“能”做的。它们有着积极的一极（马一力的最高点)，但同样也有着消极的一极：一匹马倒在了街上！过于沉重的货物和过于严酷的鞭打使它再也不能站起来；一匹马快死啦！—一种旧时常见的景象（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金斯基都曾为它哀泣)。那么，什么才是小汉斯的生成一动物呢？汉斯自己也被掌控于一种配置之中：妈妈的床，父亲的元素，房屋，对面的咖啡馆，邻近的仓库，街道，进入街道的权利，赢得此种权利以及由此产生的骄傲，但同样还有由此带来的危险，跌倒、羞耻……这些不再是主观的幻象或梦幻：重要的并不于摹仿马、“装扮成”马、与马相同一，也不在于感受到怜悯或同情的情感。重要的不再是在配置之间形成客观的类比，而是要了解，小汉斯是否能够给予他所固有的要素以动与静的关系及情动，因为正是这些使他得以生成为马，而这种生成独立于形式和主体。是否存在一种仍然未知的配置，它既非汉斯的配置，也非马的配置，而是汉斯之生成一马的配置？在其中，马（比如说）露出了它的牙齿，而汉斯则展露出其他东西，他的脚，他的腿，他的小鸡鸡，或随便什么。汉斯的问题会得到怎样的推进？在何种程度上这将敞开之前被阻塞的出口？当霍夫曼斯塔尔注视着一只垂死的老鼠之时，正是在他身上，这只动物“挑战着可怕的命运”。他明确指出，这不是一种怜悯的情感，更不是一种同一化，而是在完全差异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速度和情动的某种复合，是共生，它使得老鼠生成为一种人的思想，一种狂躁的思想；而与此同时，人则生成为老鼠，吱吱叫着的、垂死的老鼠。老鼠和人根本不是一回事，然而，存在以同一种意义来表达这二者，通过一种不再由词语所构成的语言，一种不再从属于形式的质料，以及一种不再归属于主体的情动性(affectibilité)。反自然的共享，不过，准确说来，复合的平面、自然的平面恰恰适合于这些共享，并不断地运用各种机巧来形成、瓦解着它们的配置。
- 1730年：生成一强度，生成一动物，生成一不可感知
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