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料因而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它是一种分子化的物质；它与有待截获之力相关；它为作用于它的容贯性的操作所界定。最终，很明显，与大地、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浪漫主义类型的。地球现在处于最彻底地被解域的状态之中：不仅仅是一个星系中的一点，而且还是其他星系中的一员。民族，现在处于最彻底地被分子化的状态之中：一个分子性的种族，一个由振荡子（它们作为如此众多的互相作用的力）所构成的民族。艺术家蜕去了他的浪漫主义的形象，他既放弃了大地之力，也放弃了民族之力。战斗—如果有的话转移到了别处。被建立起来的政权占据了大地，它们对人民进行组织。大众传媒、党派以及联盟这样的大型民众组织，它们都是进行复制的机器，模糊化的机器，它们实际上将人民的所有那些大地性的力量混杂在一起。确立的政权已经将我们置于某种战斗的形势之中，此种战斗同时是原子的、宇宙的、星系的。许多艺术家在很久之前就意识到了此种形式，甚至是在它被建立起来之前（比如尼采)。他们之所以有此种意识，正是因为同一个矢量穿越了他们自身的领域：一种质料的分子化、原子化与此种质料之中所进行的一种力的宇宙化联结在一起。由此，问题就变为：这些性质各异的原子性或分子性的“族群”（大众传媒、控制程式、计算机、太空武器）是否将会攻击现存的民族，为了驯服、控制、或消灭后者；抑或，如果其他的分子性种族真的有可能存在，它们也许会渗入到现存的民族之中并蕴生出一个将要到来的民族。正如维利里奥在其对于民族的人口减少和地球的解域所作的极为严格的分析之中所指出的，问题在于：“是作为一个诗人还是作为一个杀手而栖居？”①杀手是通过分子性族群对现存的民族进行攻击之人，这些族群不断地对所有配置进行封闭，将它们猛然推入一个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黑洞之中。相反，诗人则是那个为分子性族群松开束缚之人，他抱着这样的希望：这些族群将会孕育，甚至是产生出那个将要到来的民族，它们会进入到这个民族之中，并敞开一个宇宙。应该再次强调的是，不可将诗人当作满腹隐喻之人：或许，流行音乐之中的声音分子确实在这里或那里使一个新型的民族得以聚集，这个民族尤其对电台中的命令、计算机的控制和原子弹的威胁无动于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艺术家不再是引退于自身之中的独一者，但他同样也不再向人民发出呼告，不再祈灵于作为一种被构成之力的人民。艺术家从未如此需要一个民族，但他却同时最为坚决地断言，民族仍然阙如，最为缺乏的，正是民族。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大众的或民粹派的(populiste）艺术家。马拉美曾说，书需要一个民族；同样，卡夫卡也说过，文学就是民族的事业；还有克利，他说民族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却仍然阙如。艺术家的问题因而就是：民族人口减少这个现代现象导向了一个敞开的大地，而这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或艺术所致力于的手段而实现的。对于民族与地球来说，与其在一个限制性的宇宙之中被四面围攻，还不如作为卷携着它们的宇宙矢量；这样，宇宙自身就将成为艺术。通过人口的减少（解一人口）而形成一个宇宙的民族，通过解域而形成一个宇宙性的地球，这就是艺术家一工匠的誓愿：在这里，在那里，局部地进行。如果说我们的政府需要对分子和宇宙做出应对，那么，我们的艺术也同样将此作为自己的事业，他们拥有相同的筹码(民族和地球)，有着难以相提并论（唉……）但却仍是竞争性的手段。难道创造的本性不就是局部地运作于沉默之中，到处探寻着一种加固化，从分子直到一个不确定的宇宙；而毁灭和保存的工程却声势浩大，它们占据着舞台的中央，占据了整个宇宙，只是为了驯服分子并将它封存于一个博物馆或一个炸弹之中？
11.1837年：迭奏曲
① Paul Klee，Théorie de l'art moderne，p.31：“有关我的绘画之中的幼稚病的无稽之谈想必是因为那些线绘的作品，在其中，我试图将对于客体的观念—比如说一个人—与运用线性元素所进行的纯粹呈现结合起来。如果我想要如实地表现这个人，那我本应该采用一团令人狂乱的线条。但其结果不会是一种由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纯粹呈现，而只能是一团人们无法辨识的涂鸦。”
② 勒蒙扬(La Mante Yong)，生于1935 年，美国当代极简主义音乐大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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