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对印欧神话的关键性研究中，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已然揭示，政治的主权或统治具有两个首脑：一个是魔法师一国王，另一个则是法学家—祭司。国王(Rex）与祭司(flamen)，主权(raj）与婆罗门(Brahman)，罗穆卢斯(Romulus）与努玛(Numa)，伐楼拿（Varuna）与密多罗(Mitra)，独裁者与立法者，束缚者（lieur）与组织者。无疑，这两极之间逐项对立，比如，模糊的与清晰的，狂暴的与安宁的，迅疾的与沉重的，可怕的与有条理的，“纽带”(lien)与“协约”(pacte)，等等。①然而，他们之间的对立仅仅是相对的；他们结成一对，交替发挥功用，就好像他们表现着“一”的某种分化，或在他们自身之中建构起一种至上的统一性。“既是相对反的、但同时又是互补的，彼此都必需对方，因而，不存在敌对，不存在冲突的神话：在任一平面之上的某种特殊格局都自动地引发另一个平面之上的某种与之相应的特殊格局。而且，这两极联合在一起，就涵盖了整个功能的领域。”它们是一个国家装置的基本要素，这个国家装置以“——二”的方式运作，分配着二元性的区分，并形成了一种内部性的环境。是一种双重联接将国家装置形成为一个层。
我们会注意到，战争并未被包含于这个装置之中。或者，国家操纵着一种暴力，它并不经由战争得以传输：它运用警察和监狱看守，而非战士，它没有、也不需要军队，它通过魔法般的、直接的捕获（capture）而运作，它“攫取”并“束缚”，由此阻止了所有战争。或者，国家掌控了一支军队，但后者却预设了一种对战争的司法整合，以及对一种军事功能的组织化。②至于战争机器自身，它似乎很难被还原为国家装置，而是外在于国家主权，先行于国家法律：它来自别处。因陀罗(Indra)，战争之神，它既与伐楼拿相对立，也同样与密多罗相对立。③他不能被还原为二者的任何一极，但他同样也没有构成一个第三者。相反，他是作为纯粹的、无尺度的多元体，是集群，是转瞬即逝的突入，是变型(métamorphose）的强力。他瓦解了纽带，正如他背叛了协约。他带着一种狂怒(furor）来反抗尺度，一种抵抗重力的速度，一种抵抗公共性的秘密，一种抵抗主权的强力，一部抵抗装置的机器。他见证了另一种正义，它往往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残酷，但也常常是一种未知的怜悯（因为他瓦解了纽带………④)。他尤其见证了与女性、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关联，因为他在生成的关系之中体验一切事物，而不是在“状态”之间操作着二元性的分配：一种彻底的战士的生成一动物，一种彻底的生成一女人，它既逾越了项与项之间的二元性、也逾越了关系之间的对应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战争机器都与国家装置不同，它从属于另一个种类，具有另一种本性，另一个起源。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Gallimard(关于束缚与契约，参见 pp.118—124)。
② 国家的第一极[伐楼拿，乌拉诺斯(Ouranos)，罗穆卢斯]是通过魔法般的束缚、攫取或直接捕获而运作的：它不发动战争，也没有战争机器，“它进行束缚，这就是一切”。而国家的第二极（密多罗，宙斯，努玛）则拥有一个军队，然而却将它从属于司法和体制的规则，这些规则只构成国家装置的一个部分：因而，马尔斯-提瓦茨(Mars-Tiwaz)并不是一个战神，而是一个作为“战争法学家”之神。参见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 pp.113 sq., 148 sq., 202 sq..
③ Dumézil, Heur et malheur du guerrier, P. U. F.
④ 关于战士的此种作用，他“瓦解了”、对抗着魔法式的束缚和法律性的契约，参见 Georges Dumézil，Mitra-Varuna，pp.124—132。同样还可参考杜梅泽尔(Dumézil)著作之中对狂怒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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