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举一个明确限定的例子，在游戏理论的背景之下来比较战争机器和国家装置。就以象棋和围棋为例吧：着眼于棋子、棋子之间的关系，以及所涉及的空间。象棋是一种国家或宫廷的游戏，中国的皇帝玩这种游戏。象棋的棋子是被编码的，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本性或内禀的特性，由此产生出它们的走法、位置和对抗关系。它们是定性的，马就始终是一个马，兵就始终是一个兵，象就始终是一个象。每一个棋子都像是一个陈述（énoncé）的主体，被赋予了一种相对的权力；而这些相对的权力在一个表述的主体（即棋手自己或游戏的内部性形式）身上结合起来。而围棋的棋子则正相反，它们是圆颗粒，是小圆片，是基本的算术单位，它们只有一种匿名的、集体性的、或第三人称的功能：“它”走了一步，但“它”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虱子、一头大象。围棋的子就是一个非主体化的机器性配置的要素，它们不具有内禀的属性，而只有情境性的属性。同样，在这两种棋戏之中，关系也极为不同。在其内部性环境之中，象棋子彼此之间以及与对方的棋子之间保持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的功能是结构性的。而一个围棋子却只有一个外在性环境，或与星云和星群之间的外在关系，正是根据这些关系，它实现着插入性的或情境性的功能，比如“碰”(border)、“围”(encercler)、“断”(faire éclater)。一个围棋子仅靠自身就能共时性地歼灭一整片星群，而一个象棋子却做不到这一点（或只能历时性地做到这一点）。象棋确实也是一种战争，但却是一种被体制化了的、有条理的、被编码的战争，它有一个前线，有后方，有战役。然而，围棋的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没有战线、没有对抗和后方，甚至连战役也没有的战争：它就是纯粹的战略，而象棋则是一种符号学。最后，两种棋戏的空间也完全不同：在象棋之中，问题在于对一片封闭的空间进行部署，因而，也就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以最少的子占领最多的位置。而在围棋之中，关键则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之中展开列阵，掌控空间，保持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在任何一点出现：运动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变为持久的，没有目的和终结，没有起点和终点。围棋的“平滑”(lisse）空间，与象棋的“纹理化”空间相对。围棋之习俗（Nomos）与象棋的国家相对，习俗与城邦（polis）相对。这是因为，象棋对空间进行编码和解码，而围棋以全然不同的方式运作，它施行结域和解域（它将外部建构成空间中的一个界域，又通过建构起第二个邻近界域的方式来对第一个界域进行加固；对敌人进行解域，从其内部瓦解它的界域；通过“弃”、转投别处而对自身进行解域……)。另一种正义，另一种运动，另一种时空。
“他们如宿命般到来，没有原因，没有理由，毫无敬重，不带借口……”“不可能理解他们是怎样一直推进到首都的，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在这里了，而且看起来每个早上他们的人数都在增长……”①—德豪胥(Luc de Heusch）曾分析了一篇班图人的神话，它将我们引向相同的图式：恩孔戈洛(Nkongolo)，这个土生土长的国王和公共工程的管理者，掌管着公众和治安，他将自己的表妹许配给猎人姆比迪(Mbidi)，后者辅佐他、但随后便离弃了他；姆比迪的儿子——这个怀有秘密的人与父亲汇合，但只是为了从外部返回，并带来了这个难以想象的事物：一支军队。他杀死了恩孔戈洛，但随后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②……在魔法的独裁国家和包含着一种军事体制的法权国家“之间”，出现了一道来自外部的战争机器的闪电。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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