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国家是始终存在着的，而且非常完备和成熟的。考古学家们越是做出更多的发现，他们就越是发现更多的帝国。“原始国家”(Urstaat)的假说似乎已经被证实，“很明显，国家可以追溯到人类最久远的年代”。我们很难想象有哪个原始社会与帝国之间会没有任何接触，或是在周边，或是在那些缺乏控制的地区。然而，最重要的是相反的假设：国家自身始终与一个外部相关联，因而不能脱离这种关联而被思索。国家的法则不是全或无的法则（国家社会或反国家的社会)，而是内部和外部的法则。国家，就是统治权。然而，统治权所支配的，只有那些它能够将其内在化、进行局部占有的事物。不仅不存在普遍的国家，而且，国家的外部也不容许被还原为“外交政治”，即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关联。外部同时呈现于两个方向：庞大的世界规模的机器，在某个既定的时刻向全世界（l'æcumène）进行分支、衍生，与国家相比，它们享有着一种很高程度的自主性（比如，“跨国企业”类型的商业组织，或工业联合企业，甚或是某些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某些先知主义或弥赛亚主义的运动，等等)；然而，同样还有集团、边缘、少数族群的局部性机制，它们持续地肯定节段性社会的权力，以此来对抗国家的权力机构。今天，现代社会能够向我们提供这两个方向的尤为充分展现的形象：一方面是世界范围的全球性机器，另一方面则同样还有一种新原始主义、一种麦克卢汉曾描绘过的新部落社会。这些方向在所有的社会场域、所有的时代都同样存在。它们甚至有可能部分地融合在一起；比如，在其路线的某个部分及许多活动之中，一个商业组织同样也是一个劫掠或海盗团伙；或者，一个宗教组织正是以集团的形式开始运作的。很明显，集团以及全球性组织包含着一种不可被还原为国家的形式，而此种外在性的形式必然呈现为一部多形的(polymorphe)、扩散的战争机器。它是一种习俗(nomos)，与“法律”迥然有别。作为内部性形式之国家形式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倾向，在流变之中保持自我同一，从而能够在它的极点的边界之内被轻易辨认出来，它总是寻求着公众的认同(不存在被遮蔽起来的国家)。然而，战争机器的外在性形式却使得它只能在自身的变型之中存在；它同样存在于一种工业的创新、一项技术的发明、一种贸易流通，以及一种宗教的创造之中，存在于所有那些只能被国家以派生的方式占有的流之中。不能通过独立性、而只有通过一个持续的互动场域之中的共存和竞争，才能思索外在性和内部性，变形的战争机器和同一性的国家机构，集团和王国，庞大机器和帝国。同一个场域将其内部性限定于国家之中，但却在那些逃离国家或反抗国家的事物之中描绘出其外在性。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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