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是什么让此种论证没有完全令我们信服？当克拉斯特尔证明，国家不能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或政治权力的分化而得到解释时，我们是赞同他的。相反，是国家使得大规模的生产、剩余价值的构成以及相对应的公共职能的组织得以可能。是国家使得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我们看不出怎能用那些预设了国家的事物来解释国家，即便是通过求助于辩证法。国家似乎是以一种帝国的形式骤然兴起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发展的要素。它的骤然出现就像是一种天才之举，就像是雅典娜的诞生。我们同样赞同克拉斯特尔，因为他证明了一部战争机器是用来抵制国家的，或是为了抵制潜在的国家（它预先就防止了此种国家的形成)，或是为了抵制现实的国家(它以摧毁此种国家为目的)。实际上，战争机器无疑是在游牧战士的“蛮族的”(barbare）配置之中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实现，而非在原始社会的“野性的”（sauvage）配置之中。无论如何，此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战争产生了国家，或国家作为一场战争的结果—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征服者由此将新的法律强加于被征服者身上。这是因为，战争机器的组织是用来抵抗潜在和现实的国家一形式。以一种战争的结果来解释国家，这并不比用一种政治或经济力量的进步来解释国家更好。正是在这里，克拉斯特尔划定了区分，也即在反国家的社会（所谓原始社会）与国家社会[所谓“庞然大物”（monstrueux)]之间的区分，而至于后者，我们全然无法看出它是怎样形成的。与拉博埃地(LaBoétie）①相似，克拉斯特尔也迷恋于“甘受奴役”这个问题：人们怎么会想要、渴望奴役，而此种奴役断然不是一场非自愿的和不幸的战争的结果？无论如何，他们确实掌控着反国家的机制：那么，怎么会有、为什么会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会胜利？皮埃尔·克拉斯特尔越是深入到这个问题中，看似就越是使自己失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②他试图将原始社会形成为一种实体(hypostase)，一种自足的存在(他十分强调这一点）。他使它们的形式上的外在性成为一种现实的独立性。正是因此，他仍然还是一个进化论者，并设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只不过在他看来，此种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全社会性的实在，而非一个纯粹概念，而且，此种进化是突变，而非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家是骤然出现，充分成形的；另一方面，反国家的社会运用着极为特殊的机制来防止、阻止国家的出现。我们认为这两个命题是合理的，但它们之间的联结却有问题。存在着一个陈旧的图示：“从氏族部落到帝国”，或“从集团到王国”……然而，没有什么能告诉我们这其中存在着一种进化的过程，因为集团和部落的组织程度并不比王国一帝国更低。通过在这两项之间形成分裂的方式（也即，赋予集团以一种自足性，赋予国家以一种颇为奇迹般的和可怕的诞生)，我们将永远也无法摆脱进化论的假设。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拉博埃地(cueme ueLaBoeue，1550—1505)，仏国TF家，法目，政石总想家，家田的灯及。—详壮 ① 拉博埃地(Etienne de La Boétie，1530—1563)，法国作家，法官，政治思想家，蒙田的好友。——译注
② Clastres，La société contre l'Etat，p.170：“国家的出现实现了在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重要的类型学上的划分，它划定了一种难以弥合的鸿沟，由此，在鸿沟的另一面，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因为时间生成为历史。”为了解释此种显现，克拉斯特尔首先援引了一种人口学的因素（然而“并不想以一种人口决定论来取代经济决定论……”)；同样，战争的机器(machine guerrière）有可能失控；以一种更为出人意料的方式，他还援引了某种先知主义的间接地位，它首先抵抗“首领”，进而产生出另一种令人生畏的新的权力。不过，很明显，克拉斯特尔也许将会发现对于这个问题的更为深思熟虑的解决方式，对此我们无法预判。关于先知主义的可能作用，参见 Hélène Clastres，La terre sans mal，le prophétisme tupi-guarani，Éd. Seu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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