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古典形象及其实施的精神空间的纹理化（striage）凯觎着普遍性。实际上，它通过两种“共相”(universaux）来实施操作：一种是全体（Tout)，它作为存在的最终基础和涵纳万有的界域，另一种则是主体，它是将存在转换为“为我们的存在”（êtrepour-nous）的原则。②帝国和共和国。在二者之间，从存在和主体这双重视角出发，在某种“普遍的方法”的引导之下，所有种类的真实和真理皆在一种纹理化的空间之中找到了它们的位置。于是，很容易确定游牧思想的特征，因为它拒斥着这样的形象，并以别样的方式行进。它并不仰仗一个普遍性的思之主体，相反，它依赖于一个特异的种族；它并非以一种包容万有的总体性为基础，相反，它将自身展布于一个无界域的环境（作为一个平滑空间）之中：草原、荒漠或海洋。这里，一种截然不同的等价关系在被界定为“部落”的种族和被界定为“环境”(milieu）的平滑空间之间建立起来。一个沙漠之中的部落，而不是一个在包容万有的存在的界域之中的普遍主体。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最近强调了此种在部落和种族（凯尔特人，以及那些自封的凯尔特人）、空间和环境（东方，东方，戈壁沙漠……）之间的此种不对称的互补性：怀特指出，此种非同寻常的复合体——凯尔特与东方的联姻——激发了一种真正的游牧思想，它席卷了英国文学，并将建构起美国文学。①我们随即看到了危险，看到了伴随着此项事业的深层的含混性，就好像每种努力和创造都有可能面临着一种污名。这是因为：要怎样做才能避免使种族的主题转变为一种种族主义，一种支配性的、遍及所有人的法西斯主义，或更简单地转变为贵族主义，抑或宗派和民俗，微观一法西斯主义？要怎样做才能使东方这一极不至于沦为一种幻想，后者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复活了种种法西斯主义，以及种种民俗瑜伽、禅、空手道？当然，要想通过旅行来摆脱幻想，这还不够；同样，也断然不能通过求助于某种现实的或神话的过去来摆脱种族主义。然而，还是在这里，区分的标准是简单的，无论事实上的混合怎样在某个层次之上或某个时刻之中使这些标准变得模糊。部落一种族只存在于一个被压迫种族的层次之上，而正是以压迫之名，它才饱受苦难：只有低等的、少数的种族，而没有统治性的种族，一个种族不是由其纯粹性所界定，而是相反地由其不纯粹性所界定，此种不纯粹性是由一个统治性的体系赋予它的。杂种和混血是种族的真正名字。兰波道尽了这一点：唯有那个祈愿着种族之人方可如是说，“我一直属于低等种族，……我永远属于低等种族，……这就是我，在阿摩里克(armoricaine）的海滩之上，……我是一头野兽，一个黑鬼，……我来自远方的种族，我的祖辈是斯堪的那维亚人。”因而，种族不是被重新发现的，东方也不是有待被模仿的：后者只有通过建构一个平滑空间才能存在，正如前者只有通过创建一个部落才能存在，这个部落布居(peupler)、遍及着一个平滑空间。每种思想都是一种生成，一种双重的生成，它既不是某个主体的属性，也不是对于一个全体的再现。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即《新法兰西评论》，由纪德创办于1909年的文学杂志。——译注
② 雅斯贝尔斯的一篇名为《笛卡尔》(Descartes)的奇文发展了此种观点并接受了它所引申出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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