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使它所统治的空间纹理化，或将平滑空间用作一种共通的手段，来为一个纹理化空间服务。不仅要征服游牧运动，而且还要控制移民运动，或更普遍地，在所有“外部”之上、在弥漫于整个世界之中的所有的流之上建立起一个合法区域，——这对于所有的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只要有可能，国家就与一种对各种各样的流所实施的捕获过程结合在一起，人口之流，商品或贸易之流，金钱或资本之流，等等。还必需那些有着明确方向的固定轨迹，它们限定速度，调控流通，使运动相对化，并详尽测量主体和客体的相对运动。这就是为何保罗·维利里奥的论题是重要的，因为他揭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是polis，治安（police)，也即道路管理（voirie）”，而且，“城门，它的入市税和关税，就是障碍，就是过滤器，用来抵制集群的流动性和迁移群体的渗透力量”，人，动物和商品。①重力，gravitas，这就是国家的本质。这绝不意味着国家不了解速度；而是说，它要求运动——即便是最为迅疾的运动——不再作为某个占据着一个平滑空间的运动物体的绝对状态，从而变成一个在纹理化空间中从一点到另一点的“被运动的物体（mû）”的相对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不断地对运动进行瓦解、重构和转化，或对速度进行调控。国家，作为路政官、变流器，以及道路的枢纽：从这个观点来看，它扮演着工程师的角色。速度或绝对运动并不缺乏法则，只不过这些法则是nomos的法则，是展布着它的平滑空间和布居于它之中的战争机器的法则。如果说游牧民创造出了战争机器，这正是通过发明绝对速度、通过作为速度的“同义词”而实现的。每当出现一种反抗国家的运作，比如无纪律、暴乱、游击战或作为行动的革命，我们就可以说，一部战争机器复活了，一种新的游牧的潜能出现了，并由此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或一种“仿佛平滑”的居于空间之中的方式（维利里奥提醒我们注意“掌控街道”这个暴乱或革命的主题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所作出的回击，就是对空间进行纹理化，以此来压制所有那些胆敢逾越界限的人。国家要想将战争机器据为己有，就必须赋予后者以一种相对运动的形式：比如，堡垒的模式就是如此，它作为运动的调控器，恰恰构成了游牧民的障碍，构成了使绝对的涡流运动发生中断的障碍物和防御工事。相反，当一个国家未能成功地将使其内部的或邻近的空间纹理化之时，那些穿透着它的流就必然会呈现出一部战争机器的样态，这部机器反抗着国家，并展布于一个敌对的、反叛的平滑空间之中（即便别国能够将它们的纹理潜藏其中)。这就是中国的历险：在14世纪末，尽管在造船和航海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它仍然对它那庞大的海洋空间置之不理，坐视商贸之流与自身为敌、并与海盗结成同盟，而它自己只能通过一种静止的、对贸易进行大规模控制的政策来做出回应，但却反而加强了贸易和战争机器之间的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此种始于中世纪的东西方之间的对立（与这个问题相关：为何资本主义出现于西方而非别处?）已然启发了现代历史学家做出了出色的分析。尤其参见Fernand Braudel，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et capitalisme，Armand Colin, pp.108—121; Pierre Chaunu, L’expansion européenne du XIIIº au XVes iècle, P. U. F., pp.334—339(“为何是欧洲？为何不是中国？”)；Maurice Lombard，Espaces et réseaux du haut Moyen Age，Mouton，ch.VI[以及p.219：“在东方被称为砍伐的活动，在西方则被称作开发；因此，势力中心之所以从东方向西方转移的首要深刻原因就是一种地理上的原因，森林一林中空地(clairière)显示出一种比沙漠一绿洲更强的潜能。”]
② 马克思对亚洲的专制形态的评述为格卢克曼(Gluckman)对非洲的分析(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Oxford)所确证：不变的形式与持续的叛乱同时存在。一种国家“转型”的观念看起来更像是西方的。而另一种观念—国家的“毁灭”——则更属于东方和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的状况。人们试图将这两个观念视为革命的接续的阶段，但是，它们之间太过差异，很难调和；它们折射出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大潮流之间的对立。西方的无产阶级也是基于两种观点来考察的：基于一种劳动力的观点，它必须夺取政权、令国家装置转型，而基于一种游牧化力量的观点，它的欲求则是国家的毁灭。即便是马克思，也不仅将无产阶级界定为异化者(劳动)，而且也界定为被解域者。从这后一种观点来看，无产阶级呈现为西方世界之中的游牧民的后裔。此外，不仅众多的无政府主义者援引了来自东方的游牧的主题，而且，特别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往往将无产阶级和游牧民等同起来，并将巴黎比作一个游牧民出没的城市（参见LouisCheva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L. G. F., pp.602—604).
③ 参见 Lucien Musset，Les invasions，le second assaut，P.U. F.：比如对丹麦人的三个“阶段”的分析，pp.13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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