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滑的或游牧的空间介于两个纹理化空间之间：一个是森林的纹理化空间，连同其重力的垂线；另一个是农业的纹理化空间，连同其网格状的分区，普遍化的平行线，已然变得独立的树形模式，以及从森林之中采伐木材的技艺。然而，此种“之间”也同样意味着，平滑空间是被两个侧面控制，这两个侧面限定了它，阻碍其发展，并尽可能地指定给它一种共通性的作用；或与此相反，它转而反抗这两个侧面，在一个侧面上，它侵蚀着森林，而在另一个侧面上，它则向耕地拓张，肯定着一种非共通性的或偏离的力量，就好像一把插入深处的“楔子”。游牧民起初与森林和山区的居民为敌，接着又袭击农民。这里存在着某种作为国家一形式的反面或外部的事物—但在何种意义上？作为相对性、整体性的空间，此种形式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组分：森林一开垦地；农业一网格状分区；从属于农业生产与为定居生活服务的食物供给的畜牧业；以城市一乡村（polis-nomos）之间的所有共通性关联为基础的商业贸易。当历史学家们探寻西方战胜东方的原因之时，他们主要借助于以下这些令东方处于不利地位的一般特征：砍伐而非开垦森林，由此就为开采甚至是寻获木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稻田与园圃”类型的耕作，而非树形和耕地类型的耕作；绝大部分的畜牧业不受定居人口的控制，从而导致这些定居人口缺乏畜力资源和肉类食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联只具有很低程度的共通性，由此使得贸易极为缺乏弹性。①我们当然不会得出结论说国家一形式在东方并不存在。正相反，必需一种更为严苛的机构来掌控并集中那些为逃逸的矢量所驾驭着的多种多样的组分。国家始终具有同样的构成；如果说在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之中还有一点真理的话，那就是“任何国家都在其自身之中拥有着其存在的本质性的环节”。国家不仅仅是由人所构成，而且还由木材、耕地、园圃、牲畜和商品所构成。存在着一种所有国家在构成上的统一性，只不过，不同的国家并不具有相同的发展过程或相同的组织结构。在东方，组分之间是更为分离的、分立的，这就必需一种静止的宏大形式来将所有的组分维系为整体：亚洲的或非洲的“专制的形态”，虽然受到持续革命、分裂、王朝的更迭所带来的震撼，但所有这些都并未影响到形式本身的不变性。相反，在西方，组分之间的错杂关系使得通过革命来转化国家一形式成为可能。确实，革命的观念自身就是含混的；当它指向一种国家形态的转化之时，它是西方的；而当它谋划着国家的毁灭和废黜之时，它又是东方的。②东方的、非洲的、美洲的庞大帝国遭遇到广阔的平滑空间，这些空间穿透着它们，并在它们的组分之间保持着间隔(nomos并未变成乡村，乡村并未与城市共通，大型的畜牧业是游牧民所从事的事业，等等)：在东方国家与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间存在着直接对峙。这部战争机器可能会倒退回整合的道路，并仅仅通过革命与王朝的更迭而运作；然而，作为游牧的战争机器，正是它创造出了废奴主义的（abolitionniste）梦想和现实。西方的国家则更受到其纹理化空间的荫庇，因而具有更大的活动范围来掌控它们的组分。它们与游牧民之间只有间接的对峙，且以移民运动为中介，游牧民族要么发动了这些移民运动，要么就是摆出这样的姿态。③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① 在阿尔方德里(PaulAlphandéry)的经典之作《基督教国家和十字军东征的观念》(La chrétienté etl'idéede croisade）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主题之一，就是他揭示了路线的变化，暂停、偏离何以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内在部分：“……这支十字军战士的军队，我们将其视作一支现代的军队就像路易十四或拿破仑的军队，它是以一种绝对的被动性前进的，恪守着一位首领或一位外交官员的意旨。这样一支军队清楚它所前进的方向，即便它犯了错误，这也并非是出于不明智。一种更为关注差异的历史接受了十字军部队的另一种更为真实的形象。十字军部队充满着自由的、往往是无序的活力。……这支军队在内部为一种复杂的容贯性所推动，由此使得所有发生的事件皆非偶然。当然，对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自有其缘由、必然性和宗教的特征，正如十字军东征的其他事件那样”(t.Ⅱ，p.76)。阿尔方德里尤其揭示了，无论在任何一点上，一场反对不信教者的战争在最初的时候是与一种解放圣土的观念联结在一起的(t.I，p.219)。
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