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①
但情形比我们已经提及的还要复杂得多。海洋或许是主要的平滑空间，典型的水力学的模式。然而，人们最早试图对其进行纹理化的平滑空间也正是海洋：人们试图使海洋转而依赖于陆地，而这是通过后者的那些固定的道路、恒常的方向、相对的运动，以及一整套反一水力学的运河和沟渠而实现的。西方之所以能确立霸权，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国家装置对海洋进行纹理化的能力，它将北方和地中海的技术耦合在一起，又将大西洋归并进来。然而，此项事业却导致了最出乎意料的结果：相对运动的多元化，纹理化空间之中的相对速度的强度化，最终重构出一个平滑空间或一种绝对运动。正如维利里奥所强调的，海洋将变为现存舰队出没的场所，在其中，人们不再是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是从任意一点开始掌控整个空间：人们不再对空间进行纹理化，而是以一种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解域之矢量来占据空间。此种现代的技术又从海洋拓展到被视作新平滑空间的天空，乃至被视作沙漠或海洋的整个大地。作为转换器和捕获器，国家不仅对运动进行相对化，而且还再度引入了绝对的运动。它不仅从平滑空间转向纹理化空间，而且还重构出平滑空间，并在纹理化空间的终结之处重新引入了平滑空间。确实，此种新的游牧运动伴随着一部世界性的战争机器，后者的组织结构逾越了国家装置，并转变为能量的、军事工业的、跨国的复合体。这是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平滑空间和外在性的形式并不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性使命，正相反，它们是通过介入其中的那些互动以及它们的运作或部署所需的具体条件才深刻地改变了意义[比如，全面战争与群众战争（甚至游击战）如何彼此借用对方的手段]。②
命题VI：游牧式生存必然关涉到一部战争机器的数字性要素。
十，百，千，万：所有的军队都保留着这些十进制的编组方式，以至于每当我们遇到军队的时候，总是可以对它的某种军事性组织进行预判。军队难道不正是以此种方式来对其战士施行解域的吗？军队是由小队、连、师构成的。数字可以改变功能和组合方式，可以进入到极为不同的战略之中，不过，在数和战争机器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连接。这并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而是涉及组织或构成。当国家组建军队之时，它总是利用着这个数字化组织的原则；不过，它只是在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的时候才采纳这个原则。因为，如此奇特的一种观念—对人进行数字化组织——最初是来自游牧民。是希克索斯人(Hyksos)，这个耀武扬威的游牧民族，将这个观念带到埃及；而当摩西将其运用于他所引领的逃离埃及的人民之时，这正是遵循着他的游牧民出身的岳父[基尼人叶忒罗（JéthroleQénien)]的建议，由此构建起一部战争机器。《民数记》之中描述了这部机器的要素。Nomos首先就是数字性的，算术性的。当我们将古希腊的几何主义与印度和阿拉伯的算术主义相对照之时，就能清楚看出后者包含着一种与logos相对立的nomos：倒不是说游牧民已经在“进行”算术或代数运算，而是因为，算术和代数出现于一个深受游牧民影响的世界之中。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关于中国和阿拉伯的航海活动、它们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以及这个问题在东西方的“历史档案”(dossier)之中的重要性，参见 Braudel，pp.305—314，以及 Chaunu，pp.288—308。
② 维利里奥对现存舰队及其历史意义进行了极为出色的界定：“现存舰队，就是一支不可见的舰队在海洋之中的持续在场，它能够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对敌人发动攻击……这是一种新型武力的观念，此种武力不再来自直接的对抗，而是来自集团之间的不对等关系，来自对在一个选定环境之中可能采取的运动的数量所进行的评估，来自对它们的运动效力所进行的不断检验……问题不在于穿越一片大陆、一片海洋或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面的海岸到另一面的海岸，相反，现存舰队发明了一种在时空之中没有终点的移动观念。……战略潜水艇并不需要前往任何明确的地方，它只需要掌控海洋，保持不可见的状态……实现不间断的，绝对的，巡回的移动，因为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目的地。……如果确实如列宁所说，战略就是选择武力的实施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指出，在今天，这些点不再是地缘政治的战略要点，因为，无论从哪一点出发，人们总是可以达到另一点，无论它位于何处。……地理上的定位似乎最终丧失了它的战略价值，相反，此种价值现在被归属于矢量的去定位化，一个处于持续运动之中的矢量。”(Vitesse et politique，pp.46—49，132一133)。从所有这些方面来看，维利里奥的文本都是极为重要和原创的。而唯一一个难以令我们接受的要点就是维利里奥对三类速度所作的类同化，而在我们看来，它们是极为不同的：(1）具有游牧或革命趋向的速度（暴乱、游击战)：(2）被国家装置所调控、转化、占有的速度（“道路管理”）；(3）被一种全面战争的全球性组织或星际的超级武装所恢复的速度(从现存舰队到核战略)。维利里奥倾向于根据三类之间的互动而将它们类同化，并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速度的某种“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然而，他自己的分析反倒使这三者之间的区分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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