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三种对人进行组织的主要类型：谱系的（lignagère)，界域的，数字的。谱系的组织使我们得以界定所谓的原始社会。氏族的谱系本质上就是处于活动之中的节段，它们相互融合、分化，根据被尊奉的祖先、根据任务和外部环境而发生着变化。当然，数字在谱系的确定或新谱系的创造过程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地也是如此，因为一种部落的节段性重复着氏族的节段性。大地首先就是这样一种物质，谱系的动态演变被铭写于其上，而数字则正是这样一种铭写的手段：谱系在大地之上以数字进行书写，构成了一种“大地测量学(géodésie）”。伴随着国家社会的出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人们常常指出，界域性的原则现在变成支配性的。我们同样也可以论及解域，因为大地现在变成了一个客体(objet)，而不再作为与谱系结合在一起的能动的质料性要素。地产正是人与大地之间的一种被解域的关联：或者，地产构成了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物质财富，它被叠置于一个谱系共同体的持续拥有之上；或者，它自身变为一种私有的财产，而拥有此种财产的个体则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在这两种情形之中（同样遵循着国家的两极原则)，就好像某种大地的超编码取代了大地测量学。当然，谱系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数字已经开始展现出自身的重要性。不过，这时凸显出来的是一种“界域性”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节段、谱系、大地和数字都被掌控于一个对它们进行超编码的天文学的空间或几何学的广延之中。当然，在古代帝国和现代国家之中，此种掌控的方式是不同的。古代国家囊括了一种具有顶点的“空间”(spatium)，一种具有深度和层级的差异化空间，而现代国家（从古希腊的城邦开始）则发展出一种同质性的“广延”(extensio)，具有一个内在的中心，可分的、对等的部分，以及对称的、可逆的关联。不仅天文学和几何学这两种模式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即便它们被设定为纯粹的，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包含着一种将谱系和数字从属于此种或是出现于帝国的spatium之中，或是出现于政治的extensio之中的度量之力的操作。①算术、数字，始终在国家装置之中占据着一种决定性的地位：在帝国的官僚体制之中已然如此，连同人口普查、纳税、选举这三种相互联结的操作。对于国家的现代形式来说就更是如此，此种形式的发展只有通过利用所有那些介于数学科学和社会技术之间的计算方法才可能实现（存在着一整套社会计算方法，它构成了诸如政治经济学、人口统计学，以及劳动组织的基础)。国家所具有的这个算术性要素在对各种各样的物质进行处理的过程之中展现了其独特的力量：原初的物质（原材料），被加工过的对象所构成的次级物质，或由人类种群所构成的最终的物质。然而，数字始终被用来掌控物质，用来控制它们的运动和流变，也即，使它们从属于国家的时空框架或是帝国的 spatium，或是现代的 extensio。②国家具有一种界域性的或解域化的原则，它将数字和度量的尺度联结在一起（尤其那些实施着超编码的越来越复杂的度量尺度)。我们不相信能够在国家之中发现一种使数字获得独立或自主的条件，尽管在其中可以发现所有那些促进其发展的因素。
- 1227年——论游牧学：战争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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