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此种力量是以不同的方式被配置的。就书写而言，游牧民族不必创造出某种自己的书写系统，他们只需从邻近的、定居的帝国那里借用即可，这些帝国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对它们的语言所进行的语音转译。①“金银细工是典型的蛮族艺术；花丝镶嵌，镀金或包银的饰面。……斯基泰人的艺术与一种游牧的和战争的经济学相关，它既利用了、但又抛弃了一种为异乡人保留的商贸活动，由此趋向于此种装饰的和奢华的样态。蛮族不必拥有或创造一种精确的代码，比如一种基本的象形一表意文字，更无需一种音节性的书写系统，以此来与更为发达的邻近民族所运用的书写系统相抗衡。将近公元前4到前3世纪的时候，黑海地区的斯基泰艺术自然趋向于一种对其形式所进行的形象性的（graphique）图式化，使得这些形式更接近于一种线性的纹饰、而非原一书写。”②当然，人们可以在珠宝首饰、金属薄片，乃至武器上面进行书写；然而，这仅仅意味着将一种预先存在的书写系统加诸这些物质之上。更为棘手的是北欧古文字书写的情形，因为它似乎在起源处就唯独与珠宝首饰、扣针、金银细工的要素，以及可移动的小物件紧密联结在一起。不过，准确说来，在其最初的阶段，北欧古文字只有一种微小的沟通上的价值，一种极为有限的公共的功用。它的隐秘特征使得人们经常将它视作一种魔法性的书写来解释。毋宁说，它是一种情动性的符号系统，尤其包括：(1)签名，作为归属者和制造者的标记；（2）有关战争和爱情的简短讯息。与其说它形成了一种书写的文本，还不如说是一种“装饰性的文本”，“一种无甚实用性、半失败的发明”，一种书写的替代物。它只有在第二个阶段才获得了书写的价值，在这个阶段，纪念性建筑上的铭文伴随着公元9世纪的大流士改革而出现，并因而与国家和劳动关联在一起。③
有人会反驳说，工具、武器、符号、珠宝首饰，这些实际上在一个公共空间之中俯拾即是。不过，问题并不在于此，同样，更不应该在每种情形之中去探寻一个起源。关键在于对配置进行确定，也即，确定那些差异性的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征，一个要素才从形式上归属于某个配置而非另一个。同样可以指出，建筑和烹饪与国家装置之间存在着紧密关联，而音乐和毒品所具有的那些差异性的特征则将它们置于一部游牧的战争机器的一边。④因此，一种差异性的方法奠定了武器和工具之间的某种区分，至少可以从五点上来考察：方向（投射一内投)、矢量（速度一重力）、模型（自由运动一劳动）、表达(珠宝一符号）、激情的或欲望的声调(情动一情感)。无疑，国家装置试图对机制进行一致化：通过对军队进行规训，通过将劳动形成为一种基本单位，也即，通过将它自身的特征作为强制性的规定。然而，这却并未排除此种可能：即，武器和工具仍然能进入到别的联盟关系之中，只要它们被纳入新的变形的配置之中。战争的人有时会形成农民或工人的联盟，但更为常见的则是工业的或农业的劳动者重新发明出一部战争机器。农民为火炮的发展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胡斯教派（Hussite）①战争之中，扬·杰士卡（Zisca②）给用牛车做成的移动堡垒装备上了轻便的火炮。工人一战士、武器一工具、情感一情动之间的紧密关联标志着民众战争和革命的良机，即便这是转瞬即逝的。存在着一种对于工具的精神分裂式的嗜好，它使得工具从劳动转向自由运动；存在着一种对于武器的精神分裂式的嗜好，它使得武器转化为维护和平、获取和平的手段。同时是一种反击和一种抵抗。一切都是含混的。但我们不认为荣格的以下分析由于含混而不再有效：他将“反叛者”描绘为一种超历史的(transhistorique）形象，它一方面带动着工人，另一方面又带动着战士，沿着一条共同的逃逸线，在其上，一个人可以同时说“我寻找一件武器”和“我寻找一件工具”：勾勒出线，或换言之，穿越过线，逾越过线，因为只有在逾越形成分离的界线之时，线才能被勾勒出。③无疑，没有什么比战争的人更为过时的了：长久以来，他已经被转化为另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物，即军人(militaire)。同样，工人自身也遭受了如此众多的不幸……然而，战争的人却带着种种含混性而再度出现：他们懂得暴力之无效，但却接近于一部有待再造的战争机器，一部进行能动的、革命性的反击的战争机器。工人也再度出现，但他们不再相信劳动，而是接近于一部有待再造的劳动的机器，一部进行能动的反抗和技术解放的机器。他们并未复活那些古老的神话和久远的形象，而是拥有一种超历史的[既非历史的、也非永恒的，而是不合时宜的（intempestif)]配置的新形象：游牧的战士和流动的工人。一种可怜的扭曲形象已然先于他们出现：雇佣兵或流动的教官、技术官僚或季节性迁移的分析员(analyste transhumant)、C. I. A. 和 I. B. M.。然而，一种超历史的形象必须既对古老的神话，也对预先确立的和预期的歪曲保持戒备。“我们不是回头再度征服神话，而是重新遭遇到它，当时代的基础在极端危险的作用之下发生震撼之时。”武术和尖端技术的价值仅在于它们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可能性：将一种新类型的工人群体和战士群体聚集在一起。武器和工具的共同的逃逸线：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一种突变。出现了一批地下的、空间的、海底的技术人员，他们多多少少从属于世界的秩序，但却无意间发明出、积聚起潜在的知识和行动的能量，这些能量能够为他人所用，它们虽然细微，但却容易为新的配置所获致。介于游击战和军事机构、劳动和自由运动之间的借鉴（emprunt）始终沿着这两个方向运作，致力于一种更为多变的斗争。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参见 Paul Pelliot， «Les systèmes d'écriture en usage chez les anciens Mongols»，Asia Major， 1925：蒙古人运用维吾尔语的书写系统，带有叙利亚的字母表(藏族人创造出一种维吾尔书写系统的语音理论)；流传至今的《蒙古秘史》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汉语译本，另一个则是以汉字所进行的语音转译。
② Georges Charrière, L’art barbare scythe, du Cercle d’art, p.185.
③ Lucien Musset, Introduction à la runologie, Aubier
④ 当然，在游牧的战争机器之中也存在着某种建筑术和烹饪术，但它们却具有一种“特征”，由此得以与定居的形式区分开来。游牧民族的建筑——比如说爱斯基摩人的雪屋、匈奴人的木质宫殿——衍生自帐篷；它对于定居民族艺术的影响是通过穹顶和半穹而实现的，特别是一种基点极低的空间的建立（比如在帐篷之中)。至于游牧民的烹饪，就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解一禁食(dé-jeunner)(复活节的传统就是游牧式的)。正是这个特征使它得以被归于一部战争机器：比如，苏丹近卫军用一口锅作为重新集合的中心，厨师分不同的等级，他们的帽子上横插着一把木质调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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