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备性(Saturation)。——我们是否可以将以上两种相逆的趋势进行区分，并指出系统的完备性所标志的正是逆转点？不行，因为完备性自身就是相对的。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作为一个公理体系而运作的，那么，他尤其是在论利润率的下降趋势的著名章节之中进行相关论述的。资本主义确实是一个公理体系，因为它除了内在性的法则之外别无他法。它希望我们相信它触及了宇宙的边界，触及了资源和能量的最终极限。但是，它所触及的无非只是它自身的边界(既定资本的周期性的贬值)，它所击退的和移动的只是它自身的边界(在一种具有更高利润率的新产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资本)。这就是石油和核能的历史。而且，它同时进行着这两种运动：资本主义撞击到了它自身的边界，但同时又移动着这个边界，将它置于更远处。可以说，限制公理数目的集权主义倾向所对应的是对边界的撞击，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所对应的则是边界的移动。不过，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摆脱另一方—或是在两个相异却并存的场所之中，或是在两个接续的但却紧密联结的时刻之中，但无论如何，它们始终是彼此相关，甚至是彼此包含于对方之中，从而构成了同一个公理体系。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当今的巴西，及其“集权主义一社会民主主义”的含混选择。从普遍法则上来说，当人们将公理从某个地方抽离出来、再将其增加到别处之时，边界就更为多变。对公理层次上的斗争持一种超然的立场，这是错误的。人们常常认为，在资本主义之中或在某个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每个公理都构成了一种“复原”(récupération)。然而，这个祛魅的概念却并不是一个好的概念。资本主义公理体系的持续的重新调整—也即增加（新公理的表述）与缩减（排他性公理的创造）—正是斗争的矛头所向，而这些斗争完全不能被局限于技术专家政治（technocratie）之中。实际上，无论在何处，工人斗争都逾越了企业（它们所包涵的尤其是衍生的命题）的范围。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主导着国家的公共支出的公理，甚或是那些涉及某个特定的国际组织的公理（比如，一家跨国公司可以随意在一个国家之中拟定清理某家工厂的计划)。因而，要想对一种接管了这些问题的官僚体制或技术专家政治所带来的危险进行预防，就只能是在以下的范围之内：局部斗争将国家的和国际的公理作为直接的目标，并且恰恰针对它们在内在性场域之中的介入点（在这个方面，即是乡村世界的潜能)。在活生生的流与公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差异，正是公理令流从属于控制和决策的中心，并形成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节段，由此对这些流的量子（quanta）进行测度。然而，活生生的流所产生的压力，它们所提出或强加的问题，这些都必然实施于公理体系的内部，这既是为了对抗集权主义的缩减操作，也是为了使增加（adjonctions）的运作获得提前和加速，引导它们，进而阻止技术专家政治这种反常情况的发生。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在我们看来，对纳粹经济学的最出色的分析之一是 Jean-Pierre Faye，Langages totalitaires，pp.664—676：他揭示了纳粹主义确实是一种集权主义，这正是由于它那最低限度的国家，它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国有化的拒斥，以及它对工资的缩减，对大型的公共建设工程的敌视；然而，同时，纳粹主义又进行着一种国内资本的创造，一种战略性的建设，建立起军事工业，而这些就使得它与一种社会主义倾向的经济学相匹敌、甚或往往相融合（“看起来像是被缪尔达尔所赞扬的旨在大型工程的瑞典贷款，但事实上却正相反，是军事经济学和战争经济学的作品”，以及“公共工程的承办商”与“军火的供应商”之间的相应的差异，p.668，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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