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和减(Adjonction，soustraction)。——很明显，资本主义的公理既不是理论命题，也不是意识形态的套话，而是操作性的陈述，它们构成了资本的符号学形式，并作为构成部分而进入到生产、流通、消费的配置之中。公理是基本陈述，它们并不源自、也不依赖于另一个陈述。在这个意义上，一股流可以将一个或多个公理作为目的（而公理的集合则构成了流之间的接合）；然而，有可能，它不具有自身的公理，而且它的处理方法也仅仅是其他公理所产生的某种结果；最后，它还有可能处于边界之外，进行着无限的演变，从而在系统之中被放任于“野性的”（sauvage）流变的状态之中。在资本主义之中，存在着某种不断增加公理的趋势。在“一战”结束之后，世界性的危机和俄国革命所彼此接合所产生的影响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公理，发明新的公理，这些公理涉及工人阶级、就业、工会组织、社会机构、国家的地位、国外和国内市场。凯恩斯的经济学、罗斯福的“新政”，这些都是公理的实验室。“二战”之后创造新公理的例证：马歇尔计划，援助和贷款的形式，货币系统的转变。公理的增加不仅发生于扩张和恢复的时期。与国家相关的公理系统之所以发生变化，正是源自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之间的关系和区分。当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被组建起来、以便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之时，尤其会出现公理的增加。针对年轻人、老人、女人等等的公理。要想界定国家的极为普遍的一极—“社会民主主义”(social-démocratie)，就可以通过此种与投资领域和利润来源相关的增加、发明公理的趋势来界定：问题不在于自由和限制，也不在于中央集权或权力分散，而在于对流进行掌控的方式。在以上的情形之中，是通过增加主导定理来对流进行掌控的。相反的趋势也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撤销、减少定理的趋势。人们不得已而选择极少量的定理，这些定理调节着主导性的流，而其他的流则获得了一种派生之结论的地位（为源自公理的“定理”所限定)，或被置于一种野性的状态之中，但此种状态并未排除国家政权的强行干预，正相反。“集权主义”国家这一极体现了此种限制定理数目的趋势，并通过对外务部门的排他性的促进而运作：寻求国外的资本来源，一种以原材料和食品出口为宗旨的产业的兴起，国内市场的崩溃。集权国家不是一种国家的最大化，相反，根据维利里奥的说法，它是无政府一资本主义（anarcho-capitalisme）这种最低限度的国家（比如智利)。从根本上来说，被保留下来的公理所涉及的唯有外贸部门的均衡，储备金的基准以及通货膨胀率；“人口不再是一个已知条件，而变为一个结果”；至于野性的演化，它们出现于其他地方：就业水准的变化、农村人口外流的现象，以及城市化一贫民窟，等等。——法西斯的情形（“国家社会主义”）与集权主义的情形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国内市场的崩溃和公理数目的缩减这两个方面，它与集权主义这一极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外贸部门的促进完全不是通过寻求资本的国外来源和出口工业而实现的，而是通过一种战争经济，它需要一种与集权主义无关的扩张主义和一种资本的自主生产。至于国内市场，它在一种对备用品（Ersatz）的专门生产之中获得实现。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同样也具有一种公理的激增，而这就使得人们往往将它与一种凯恩斯经济学相比照。只不过，法西斯主义是一种重言式的、虚构的激增，一种通过缩减而进行的增加，由此使它成为一个极为特殊的情形。①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①“直觉主义”学派（Brouwer，Heyting，Griss，Bouligand，etc.）在数学之中是相当重要的，但这并非是因为它肯定了直觉的不可被还原的权力，甚至也不是因为它精心构思了一种全新的建构主义理论，而是因为它发展了一种问题的概念，以及一种问题的算法，此种算法在本质上与公理系统相对立，由此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尤其是在排中律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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