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函中律(Tiers inclu)。——没有人比布罗代尔更为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资本主义公理体系需要一个中心，而这个中心是在北方构成的，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当网眼足够紧密之时，当贸易足够有规律和有规模，以至于能够形成一个中心区域之时，世界经济才有可能形成。”①由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北方一南方，中心一边缘这根轴线在今天要比西方一东方的轴线更为重要，甚至从根本上决定了后者。这一点被表述于一个常见的主题之中，季斯卡·德斯坦(Giscardd'Estaing）承继并发展了这个主题：在西方和东方之间的中心之处的事物越是处于均衡的状态(其起点正是超级军备所带来的均衡)，那么，它们在从北方到南方的轴线上就越是不均衡或“不稳定”，并使得中心处的均衡失去稳定性。显然，在这些表述之中，南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所指称的是第三世界或周边：即便在中心之内仍然存在着南方或第三世界。同样显然的是，此种失去稳定性的过程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公理的某种（定理性的）结果—主要是所谓不平等交换这条对于资本主义的运作来说不可或缺的公理。因而，此种程式就是最古老程式的现代版本，在古代帝国之中，它已经在不同的条件之下体现出其价值。古代帝国越是对流进行超编码，它就越是激发了被解码之流转而反抗它自身，并迫使它改变自身。现在，被解码的流越是进入到一个中心性的公理体系之中，它们就越倾向于朝边缘进行逃逸，由此提出了那些公理体系所无法解决或难以控制的问题(甚至是通过为边缘增加新的公理这种做法)。困扰着世界经济或公理体系的代理人的四种主要的流是：物质一能量之流、人口之流、食物之流，以及城市之流。形势似乎是错综复杂的，因为公理体系不断地创造出所有这些问题，但同时，它的公理—甚至是被增加的公理—却剥夺了它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比如，为世界提供食品的流通和分配)。甚至一种适合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也肯定不会试图将所有贫苦的民众纳入国内市场之中，而是施行一种阶级断裂(rupture de classe)，此种断裂对可整合的要素进行选择。位于中心的国家所要应对的不仅仅是第三世界，每一个这样的国家都不仅面临着一个外部的第三世界，而且，还存在着许多涌现于它们自身之中，并从内部作用于它们的第三世界。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边缘和中心互换着它们的规定性：一种中心的解域，一种界域和民族之总体与中心之间的脱离，这些就使得边缘的构型变为真正的投入（investissement）中心，而与此同时，中心的构型则被边缘化。这就使得萨米尔·阿明的论题获得了增强，但同时又使之相对化。世界性的公理体系越是在边缘处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工业和高度工业化的农业，并暂时将所谓后工业的产业（自动化、电子、信息、征服太空、超级军备……）留给中心，它就越是在中心之处建立起不发达的边缘区域，内部的第三世界，内部的南方。“大量的”人力被投入到不稳定的工作之中(转包合同，临时性的或非法的工作)，而对他们提供正式保障的仅仅是国家的补贴和不稳定的薪水。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此种内在边缘的理论，比如奈格里基于意大利的案例所做的分析，它越来越倾向于将学生和边缘人（emarginati）结合在一起。①这些现象肯定了新的机器性役使和传统的征服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征服始终是以劳动为中心，并求助于一种两极性的组织：财产一劳动，资产阶级一无产阶级。而在役使和不变资本的核心支配地位之中，劳动似乎分裂为两个方向：强度性的（intensif）的剩余劳动（它甚至不再经由劳动而产生），以及广延性的（extensif)劳动（它已经变为不稳定的和不固定的)。抛弃雇佣公理的集权主义倾向，以及增加法规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这二者在这里可以结合在一起，却始终是为了实现阶级的断裂。而它所无法掌控的公理体系和流之间的二元对立现在变得更为突出。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Paul Virilio, L'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Vitesse et politique; Défense populaire et luttes écologiques：正是在法西斯主义和全面战争之外，在核威慑所带来的恐怖和平之中，战争机器才发现了它的全部目的。正是在这里，对克劳塞维茨法则的逆转获得了一种具体的含义，与此同时，国家政治日渐衰微，而战争机器则最大限度地掌控了公共事务(“将整个市民社会置于军事安全体制的掌控之下”，“通过剥夺诸民族作为居住者的资质，从而使整个星球的居住环境失去资格”，“消除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之间的区别……”：参见媒体在这个方面的作用)。某些欧洲的警察机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易理解的例证，当它们要求“当场射击”的权力之时：它们不再是作为国家装置之中的一个齿轮，而是变为一部战争机器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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