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能(puissance)。—假设公理体系必然会产生出一种比它所处理的权能更高的权能，也即，高于那些作为其模型的诸集合的权能。这就像是一种连续体之权能，它与公理系统联结在一起，但却超越了后者。我们可以将此种权能直接确认为毁灭和战争的权能，它体现于金融的、工业的、军事的技术复合体之中，其中所有要素都是彼此连续的。一方面，很明显，战争与资本主义遵循着同样的运动：不变资本成比例地增长，同样，战争也越来越变为一种“质料(matériel)的战争”，在其中，人甚至不再体现为一种有待征服的可变资本，而变为机器性役使的一个纯粹要素。另一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不变资本在公理体系之中的持续增长的重要性意味着，既定资本的贬值和新资本的形成获得了一种节奏和规模(ampleur)，它们必然经由一部如今实现于诸复合体之中的战争机器：这些复合体积极地致力于为海洋和星际资源的开发所必需的对世界的重新分划。存在着一种权能的连续“阈限”，它每次都伴随着公理体系之“边界”的转移；就好像战争的权能始终使系统的完备性（饱和）趋于过饱和（sursaturer)，并构成了其必要条件。位于中心的国家（以及边缘的殖民化）之间的由来已久的冲突已经与两条主要的冲突之线（西方和东方，北方和南方）相结合，甚至为后者所取代，这些线彼此交织，它们的整体涵盖了一切。然而，西方和东方的超级军备不仅完全没有影响局部战争的继续存在，而且还赋予后者以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重要性；它不仅导致了两大轴心之间直接冲突的“世界末日般的”可能性；而且，战争机器似乎具有了一种独特的、替补性的含义：工业的、政治的、法律的含义，等等。确实，国家在其历史之中不断地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而与此同时，战争在其筹备和实现之中—变为机器的独一无二的对象，但却作为一种多多少少是“有限的”战争。至于目标，它仍然是国家的政治目标。不同的因素，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因素，倾向于使战争成为一种“全面的”战争，它们标志着一种逆转运动的开始：就好像国家在彼此之间所进行的战争的历程之中，在长时间的对战争机器的占有之后，又重新建构起一部自主的战争机器。然而，这部被解放了的、脱缰的战争机器虽然继续将发动战争作为其目的，但这已经变为全面的、无限的战争。法西斯主义的经济从整体上变为战争经济，而战争经济仍然需要将全面战争作为其目的。因此，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仍然服从克劳塞维茨的法则，“以另外的方式进行延续的政治”—即便这些另外的方式已经变为排他性的，换言之，政治目标已经相悖于其目的(objet)（因而维利里奥才会提出这样的观念：与其说法西斯主义国家是一个集权主义的国家，毋宁说它是一个“自我毁灭的”国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自动化，以及随后的战争机器的自动化才产生出其真正的效应。这部战争机器—考虑到贯穿其中的种种新的对抗——不再将战争作为其唯一目的，而是承担起和平、政治、世界秩序，并将这些作为其目的，简言之，目标(but)。正是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的法则发生了逆转：现在是政治成为了战争的延续，是和平从技术上释放出全面战争的无所限制的物质性进程。战争不再是战争机器的物质化，相反，战争机器自身现在变为物质化了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不再需要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只是先行的孩童，而全面战争在哪里遭遇失败，幸存者的绝对和平就在哪里获得胜利。我们已然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之中。作为围绕着“世界一经济”这个连续体的权能，战争机器支配着整个公理体系，并使得世界的各个部分彼此接触。世界重新变为一个平滑空间（海洋、天空、大气)，在其中，唯一一部战争机器占据支配地位，即便它令其自身的构成部分相互对立。战争已经变为和平的一部分。此外，国家不再将战争机器占为己有，而是重新构建起一部战争机器，它们自身仅仅是这部战争机器的构件。在所有那些怀有一种世界末日或千禧年主义的见解的作者们之中，是维利里奥强调了以下五个要点：战争机器如何在恐怖或威慑所带来的绝对和平之中发现了它的新的目的；它如何实施着一种技术一科学的“资本化”；何以这部战争机器的可怕之处并非在于它有可能发动一场它向我们所承诺的、类似敲诈勒索式的战争，而反倒是在于它所推进的和已然建立起来的极为特殊的、真实的和平；何以这部战争机器不再需要一个够格的敌手，相反，与一个公理体系的要求相一致，它对抗着“非特定的敌人”，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个体、群体、阶级、民族、事件、世界）；何以由此形成了一种有关安全的新概念，将其作为物质化了的战争，作为被组建起来的不安全性，或分子化的、被分布的、有计划的灾难。①
- 公元前7000年：捕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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