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令的瞬时性是十分奇妙的，它能够被无限地投射，被置于社会的起源之处：比如，在卢梭那里，从自然状态向文明状态的转变过程就像是一种原地的跳跃，一种在原点发生的非实在转化。现实的历史无疑叙述了在某个社会场域中的肉体的行动和情感及其发展过程，它以某种方式将它们进行传播；然而，它同样传递着口令，也即被嵌入此种发展过程之中的纯粹行为。历史绝不会摆脱日期。或许，经济学或金融分析最好地证明了这些瞬时性的决定性行为存在于某个整体过程之中（这就是为何陈述断然不从属于意识形态，而是已然运作于被设想为经济基础的领域之中)。德国自从1918年以来的飞速的通货膨胀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作用于货币的实体，以及许多其他实体；然而，种种“环境”（circonstances）之整体一下子就令一种符号性转化得以可能，此种转化尽管在理论上被归因于土地及物质资产，但却同样也是一种纯粹的行动或一种非实在的转化—1923年11月20 日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Ducrot，Dire et ne pas dire，p.77：“为一种罪行定性(盗窃、欺诈、勒索，等等)，这并非是在我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上将其视作一种行为(acte)，因为界定了这项罪行的法律上的条件被认为是来自被描述的行动的某些另外的结果：这种行动被视作应受处罚的，因为它侵害了他人、秩序和社会，等等。相反，由法官所作出的一项判决的陈述可以被视作一种司法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中介效应存在于法官的言语和从被告向罪犯的转化之间。”
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