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不停地流变，不断将自身从属于那些转化。首先，应该将环境纳入考察之中：本维尼斯特出色地证明了，一个施行式陈述并不外在于产生它的环境。无论谁喊出“我宣布全民动员”，这都将是一个幼稚或荒唐的行为，而不是一个表述行为，除非存在着一种被实现的变量，它赋予这个人以进行陈述的权力。对于“我爱你”来说也是如此，这句话在环境之外既无意义也无主体和接受者，环境不仅使其可信，而且更将其形成为一个真正的配置，一种权力的标志，即使是在一场不幸的爱情之中（人们仍然是通过某种权力意志而进行服从的……)。不过，环境这个一般概念不应该让人以为它仅仅涉及外部环境。“我发誓”这句话并非始终同一，人们可以在家庭、学校、在一场恋爱、一个秘密社团，在法庭之中说出它：它不是同一个事物，也不是同一个陈述；它不是同样的肉体状态，也不再是同样的非肉体性转化。转化言及肉体，但它自身是非肉体性的，是内在于表述的。存在着表达的变量，它们令语言与外部相关，但这恰恰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内在于语言的。只要语言学还固守着那些音位、词法或句法的常量，那它就是将陈述与一个能指、将表述与一个主体相关联，这样，它就搞砸了配置，进而将环境归结为外部环境，将语言封闭于其自身，并将语用学当成一种残渣。与此相反，语用学不仅诉诸外在环境：它释放出那些表达或表述的变量，而它们正是令语言无法自我封闭的内在理由。正如巴赫金所说，只要语言学还在抽取常量，它就始终无法使我们理解一个词语怎样形成一个完整表述；必需一种“替补性的要素，它始终无法被所有那些语言学的范畴和规定所把握”，尽管它仍然完全内在于表述或语言的理论范围之中。②准确说来，口令就是这样一种变量，它将词语形成为一个表述。口令的瞬时性和直接性在与肉体（转化被归属于它们）的关联之中赋予它自身一种流变的权能。
语用学是一种语言的政治学。这方面研究的典范，就是让-皮埃尔·法耶(JeanPierre Faye）对于德国社会场域之中的纳粹陈述的构成所进行的研究（这些构成不能被直接套用于意大利的法西斯陈述的构成)。这种对转化的研究涉及与社会团体相关联，并实现着内在性行为的口令和非实在属性的流变。我们还可以考察另一个处于不同情形之中的例证，比如苏俄的某种真正的列宁式陈述。我们的分析基于列宁的一篇名为《谈谈口号》（1917）的文章。在无产阶级具备作为一个实体而存在的条件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群众之中抽离出一个无产阶级，并将其当作表述的配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国际的神来之笔，它“发明”了一个新的阶级类型：全世界的无产者，团结起来！①利用了与社会民主党的决裂，列宁又发明或宣布了另一种非实在转化，它从无产阶级之中分离出一个作为表述配置的先锋队，并将其归属于“党”，一个具有独立实体的新类型的党，尽管这种做法冒着落入一种名副其实的官僚主义的冗余系统之中的危险。列宁式的赌注，大胆一搏？他宣称，“所有权力归苏维埃”这句口号只有在2月27日到7月4日这段时间才有效，这是为了大革命的和平过渡，但对于战争状态则不再有效。此种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意味着这样的转化：它不再仅局限于从大众到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更是从无产阶级到一个作为指挥者的先锋队。正是在7月4日，苏维埃的权力终结了。人们可以确定种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不仅是战争，还有武装暴动，这些都迫使列宁逃往芬兰。不过，事实仍然是，非实在的转化在7月4日被宣布，先于它将被归属的那个团体（即，党自身）的组建。“所有的口号都应该源自某种明确的政治形势所具有的特性的总和。”如果有人反对说这些特性恰恰与政治学而非语言学相关，那就应该指明，政治是怎样从内部作用于语言，它在口令发生变化之时也改变着词汇、结构和语句的所有要素。要想对某类陈述进行评价，只有根据其语用学含义，也即根据它与那些隐含预设之间的关联、与那些（它所表达的，并将在肉体之间引入新的划分的）内在性行动或非实在转化之间的关联。真正的直觉不是一种合语法的判断，而是对于与环境的聚合体相关的表述之内在变量的评价。
-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① J. K. Galbraith，L'argent，Gallimard，«Idées»，«L'Inflation finale»，p.259 sq：“帷幕于 1923 年11 月 20日落下。正如一年之前的奥地利，终结是突如其来的。正如法国的规模较小的通货膨胀，它的轻而易举的终结令人惊异。它的终结也许是因为它不再能够延续。11月20日，政府宣布旧的马克不再作为一种货币。将开始使用一种新的货币，地租马克(rentenmark)。……政府宣布这种新的地租马克将通过抵押帝国所占有的土地和其他物质资产来获得保证。这些观念的起源要追溯到指券(assignat)：不过，它更具有欺骗性(Galbraith其实想说“被解域”)。在1789年的法国，存在着大量从一开始就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的土地（它们最近从教会那里没收而来)。然而，如果某个德国人实施了一项扣押地产的法律，那人们将会怀疑他的精神是否健全。不过，这个体系确实有效。环境也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说，在1923年之后，德国的预算仍然从属于和以前一样的需要(消极抵抗的代价及补偿)，那么，将没有什么能够拯救马克及其信誉。”
② Bakhtine，Le marxisme et la philosophie du langage，pp.156—157. 关于作为表述的内在变量的“象征力的 关系”，参见 P. Bourdieu, «L'économie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in Linguistique et sociolinguistique, Langue française, mai 1977, Larousse, pp.18—21。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