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来，配置的物质性或机器性方面并不与商品生产相关，而是与一个社会之中的某种实物混合状态相关，其中包括所有那些吸引和排斥、同情和反感、改变、融合、渗透与拓张，它们作用于相互关联的各种实物。一种饮食机制和性的机制首先调节着实物之间的强制性的、必需的或被允许的混合。甚至工艺学(technologie）也错误地将工具自身分离出来进行考察：工具只有相关于那些它与之互为可能性条件的混合体才能存在。马镫导致了人一马之间的新型共生，由此同时又引发了新的武器和新的工具。工具不能与界定了自然一社会这种机器性配置的共生或融合相分离。它们预设了一部社会机器，它对它们进行选择并将它们归入不同的“门”(phylum)：一个社会是为其融合的过程而非工具所界定的。同样，从其集体性或符号性方面来看，配置并不与某种语言的生产力相关，而是与符号的机制、与一部表达的机器（其变量规定了语言活动的基本要素的用法）相关。与工具一样，这些要素的效用也并非只依赖于其自身。存在着一种肉体的机器性配置对于工具和商品的优先性，一种表述的集体性配置对于语言活动和词语的优先性。配置的这两个方面的连接，是通过使它们的形式得以量化的解域运动而形成的。这就是为何一个社会场域更多地是为贯穿它的逃逸线，而非其冲突和矛盾所界定。一个配置不包含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不具有深层或表面的结构，而是将其所有的维度都展布于同一个容贯平面，互为前提的预设和彼此交互的嵌入就运作于其上。
另一个错误（如有必要，它会与第一种错误结合在一起）就是确信作为语言系统之表达形式的充分性。这个系统可以被构想为一个意谓的音位系统，或一个深层的句法结构。无论在哪种情形之中，其效力就是实现语义、完成表达，进而将内容转归于某种单纯的“指涉”，将语用学转归于非语言性的外部因素。这些做法的共同之处，就是建立起一部语言活动的抽象机器，但却将其构造为一个常量的共时性集合。不过，我们不会反驳说如此被构想的机器是过于抽象了。相反，它还不够抽象，因为它还是“线性的”。它仍然处于某个居间的抽象层次，这个层次一方面使它能够脱离开非语言因素而对语言因素“自身”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又能使它将这些语言因素作为常量来考察。然而，如果我们推进这个抽象的过程，那就必然会达到一个层次，在其中，语言活动的伪一常量让位于内在于表述自身的表达的变量；从此，这些表达的变量不再能与内容的变量相分离，二者处于持续互动之中。如果说涉及非语言因素的外在性的语用学应该被纳入考察之中，这是因为语言学自身不能与一种包含着其自身要素的内在性的语用学相分离。考察所指乃至指称，这还不够，因为这些关于意谓和指称的概念本身还要与某种被假定为自律和恒常的表达结构相关联。构建一门语义学，甚或是承认语用学的某些权力，这将毫无用处，如果人们仍然将一部必须预先对它们进行处理的句法的或音位的机器作为它们的必要条件。因为，一部真正的抽象机器相关于一个配置的聚合体：它被界定为这个配置的构图。它不是语言性的，而是构图性和超线性的。内容不是一个所指，表达也不是一个能指，相反，二者都是配置的变量。因此，只要我们尚未将语用的规定性同样还有语义的、句法的和音位的规定性直接与它们所依赖的表述的配置相关，那我们就仍然一事无成。乔姆斯基的抽象机器仍然与一种树形模式，以及语言的基本要素在语句及其组合之中的线性秩序联结在一起。不过，一旦我们对语用值或内在变量进行考察—尤其是根据间接话语，那我们就不得不引人入“超语句”(hyperphrase）或构建“抽象客体”（非实在转化)，它们包含着一种超线性，即这样一个平面，其要素不再具有固定的线性秩序：根茎的模型。①从这点上看，语言和社会场域及政治问题的互相渗透发生于抽象机器的最深层，而非表面。就其与配置的构图相关联而言，抽象机器决不是纯语言性的，除非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抽象。是语言依赖于抽象机器，而非相反。人们至多能在它们之间区分出两种构图的状态：在一种状态之中，内容和表达的变量在一个容贯平面之上以互为前提的异质性形式展开分布；在另一种状态之中，甚至不再能对它们进行区分，因为同一个平面的流变性超越了形式之间的二元性、使它们变得“不可分辨（indiscernable）”。（第一种状态指向那些仍然是相对解域的运动，而第二种状态则已经达到了一种绝对解域的阈限。)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比如，斯大林在其论语言学的著名文本之中就试图得出两种中立的形式，它们可以被无差别地运用于所有的社会、阶级和体制：一方面，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纯粹手段的工具和机器，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信息和传播的纯粹手段的语言。甚至巴赫金也将语言界定为意识形态的形式，不过，他明确指出，意识形态的形式本身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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