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减并置于流变之中，删除并置于流变之中，二者是同一种操作。不存在这样一种贫乏或超负荷，它在与一种多数或标准语言的关联之中体现出少数语言的特征；但存在着一种节制或流变，它们作为对于标准语言的一种少数化处理，一种多数语言的生成一少数(devenir-mineur)。问题不在于多数语言和少数语言之间的某种区分，而在于一种生成。问题不在于在一种方言或土语之上进行再结域，而在于对多数语言进行解域。非裔美国人并没有将黑人与英语对立起来，而是将美语作为他们固有的语言接受下来，进而转化为一种黑人一英语。少数语言不是独立自在的：它只有在与一种多数语言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它也是此种语言的投入(investissements)、以便使它自身成为少数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发现其少数语言—方言甚或是个人习惯语，由此他将使其固有的多数语言少数化。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少数”作家的力量，他们事实上是最为伟大的，而且只有他们才是伟大的：他们不得不征服他们固有的语言，也即，在对于多数语言的运用之中保持节制，以便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这与一种地方主义正相反)。正是在其固有的语言之中，人们才能成为双语或多语者。征服多数语言，以便在其中勾勒出尚未被认识的少数语言。利用少数语言，以便令多数语言开始疾驰。运用少数语言的作家是在其固有语言之中的异乡人。如果他是私生子，如果他像私生子那样生活，那这并不是通过一种语言的混合或混杂，而毋宁说是通过拓展张量进而对其自身的语言进行缩减和变化。
少数族群这个概念非常复杂，既指向音乐、文学、语言学，也指向法律和政治。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并不只是以一种量的方式而彼此对立的。多数族群包含着一种常量一表达或内容的常量，作为一种它借以被评估的度量标准。假设这个常量或标准就是任何一个异性恋的一说一种标准语言的一欧洲的一居住于城市的一成年的一男性的一白种的一人(乔伊斯或埃兹拉·庞德笔下的尤里西斯)。很明显，“男人”是多数族群，哪怕他在数量上要少于侏儒、儿童、女人、黑人、农民、同性恋者……这是因为，他出现了两次，一次作为常量，另一次作为常量从中被抽取的变量。多数族群预设着一种掌权或支配的状态，而非相反。它预设着度量标准，而非相反。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几乎总是从男性的、35岁以上的、称职的、本国的工人的角度来对统治权进行转译”①。从本性上来看，一种有别于常量的规定将因而被视作是少数性的，无论其数量为何，换言之，即被视作一种亚系统或外一系统（hors-système)。人们在所有的操作（选举或其他操作）之中都将清楚看到这一点，在其中，您被允许进行选择，但条件是您的选择必须和常量的范围相符合(“您一定不要选择去改变社会……”)。然而正是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被逆转。因为，既然多数族群被分析地包含于抽象标准之中，那它就决不指任何人，而始终是无人(Personne）—尤里西斯，而少数族群则是所有人的生成，此种生成是潜在性的，因为它偏离了原型。存在着一种多数派的（majoritaire）“事实”，但它仅仅是无人的分析性事实，它与所有人（toutlemonde）的生成一少数相对立。这就是为何我们应该区分：多数派，作为一个同质的和恒定的系统；少数族群(minorité)，作为亚系统；而少数派(1eminoritaire）则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被创造的、潜在的生成。问题决不在于去赢得多数，即使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常量。不存在生成一多数派，因为多数决不是一种生成。只有少数派的生成。女人，无论其数量为何，总是一种少数族群，可以被界定为状态或亚系统；然而，她们只有通过实现一种生成才能进行创造，但此种生成并非归她们所有，相反，她们自身也不得不进入其中，这是一种关涉到所有人类—男人和女人都包括其中—的生成一女人。对于少数语言也是如此：它们不单单是亚一语言，个人习惯语或方言，还是潜在的施动者、使多数语言的所有维度和所有要素都进入到一种生成少数的运动之中。我们将区分少数语言，多数语言，以及多数语言的生成一少数。当然，少数是可以被客观界定的状态语言、族裔、性别的状态，连同它们的那种少数族群区的界域性；然而，它们同样应该被视作生成的萌芽和晶体，其价值正在于启动那些难以控制的运动、那些对于均值和多数性的解域。这就是为何帕索里尼（Pasolini）揭示了，在自由的间接话语之中，关键之处既不在一种语言A之中，也不在一种语言B之中，而是“在某种语言X之中，它在真实地生成为语言B的过程之中并未与语言A有所不同”②。存在着一种作为所有人之生成的少数派意识的普遍形象，而此种生成正是创造。人们并非是通过赢得多数而实现此种生成的。此种形象，正是连续的流变；作为一种幅度，它不断地通过过度和不足来逾越代表多数标准的阈限。通过建立起一种少数派的普遍意识的形象，我们就趋向于生成的力量，它从属于一个不同于政权和统治的领域。正是连续流变构成了所有人的生成一少数，此种生成与无人的多数派事实相对立。作为意识的普遍形象，生成少数可被称为“自主的”。人们不是通过运用一种作为方言的少数语言、通过形成地方派或少数族群区而成为革命者；相反，通过运用众多的少数性要素、将它们连接起来、结合起来，人们才创造出一种自主的、难以预料的生成。①
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修订译本）
① 对于少数语言的这两个方面——贫乏一省略，超负荷一流变，可以参考一些典范性的分析：瓦根巴赫(Wagenbach)对于 20 世纪初布拉格的德语所进行的分析(Franz Kafka，anées de jeunesse，Mercure deFrance)；帕索里尼(Pasolini)的分析则证明了，意大利语不是在某个标准的或平均的层次之上被构成的，而是同时爆发于两个方向之上，“朝向低处和朝向高处”，简化的质料和过度的表达(L'expérience hérétique，Payot，pp.46—47)；迪拉德(J.L. Dillard)的分析得出了黑人英语的双重趋势，即一方面是省略、遗漏、或清除，另一方面则是超负荷、酝酿一种“花言巧语”(fancy talk)(Black-english，Vintage Book，New York)。正如迪拉德所揭示的，不存在通过与一种标准语言相比较而形成的劣等性，而只有两种相互关联的运动，它们必然摆脱了语言的标准的层次。琼斯(LeRoi Jones)始终关注着黑人英语，他揭示了这两个相联的方向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音乐的语言(Le peuple du blues，Gallimard，pp.44—45，以及整个第 II 章)。更为一般地，可以参考布勒兹(PierreBoulez）对于一种音乐的双重运动的分析，即形式的瓦解，超负荷或动态的增殖：Par volonté et par hasard, Éd. Seuil, pp.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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