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存在两种语言，而只有对于同一种语言的两种可能的处理方式。人们对变量进行处理，有时是为了从中获取常量和恒常的关系，有时则是为了将其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有误的，即仿佛常量与变量并存，语言的常量则与表述的变量并存：这只是出于表述上的方便。因为很明显，常量得自变量；共相在语言学和经济学之中都没有多少独立的存在，它们始终得自一种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普遍化或统一化。常量并不与变量相对立，相反，形成对立的是对于变量所进行的某种处理与另一种处理（即连续流变)。所谓的强制性规则与第一种处理相对应，而非强制性的规则涉及一种流变的连续体之构成。而且，不能求助于某些范畴和区分，它们不能被应用，但也不可被反驳，因为它们已经预设了第一种处理并完全从属于对于常量的研究：比如，与言语相对立的语言；与历时性相对立的共时性；与行为相对立的能力；区分性的特征与非区分性（或次级区分性）的特征。这是因为，非区分性特征—无论是语用的、风格的还是韵律的特征—并不仅仅是遍在的变量，因而有别于某个常量的出现与否；它们不仅仅是超线性的和“超节段性”(suprasegmentaux）的要素，因而有别于线性的、节段性的要素：它们自身的特征赋予它们以力量，将语言的所有要素都置于连续流变的状态之中比如动作对于音素的作用，声调对于词素的作用，语调对于句法的作用。因此，它们不是次要的特征，而是对于语言的另一种处理，它们无需通过上述的那些范畴展开操作。
“多数的”和“少数的”所界定的不是两种语言，而是语言的两种用法或功能。双语现象确实具有一种典范性的价值，但是，此种价值同样并非仅仅出于便利。无疑，在奥地利帝国之中，捷克语与德语相比是一种少数语言；然而，与维也纳或柏林的德语相比，布拉格的德语已经潜在地作为少数的语言而运作；卡夫卡这位生活在捷克的犹太人，他用德语写作，但对德语进行了一种创造性的、少数语言式的处理，构建出一个流变的连续体，协调不同的变量，以便限制常量并同时拓展变量：令语言口吃，或使其“哀号”……将张量展开于整个语言甚至是书面语言之中，并从中汲取喊叫、叫嚷、音高、时值、音质、音调、强度。人们经常指出，在所谓少数语言之中，存在着两种相关的趋势：一种贫乏，一种句法或词汇形式的衰减；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种变动效应的令人惊叹的增殖，一种对于超载（surcharge）或改编的品味。我们在布拉格德语，黑人英语和魁北克法语之中都很能发现这两种趋势。然而，除了罕见的例外，语言学家对此的解释却是相当的充满敌意，将其贬为贫乏与矫揉造作这一体两面。实际上，所谓的贫乏正是一种对于常量的限制，正如超负荷是一种对于流变的拓展，以便令一个带动着所有组分的连续体得以展开。此种贫乏并非是欠缺，而是一种空隙或省略，它使得人们可以绕过一个常量而不必卷入其中，或使得人们从上面或下面接近这个常量而不是置身其中。此外，超负荷不是一种修辞的意象、一种隐喻抑或象征结构，而是一种动态的转述，证明了在所有陈述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可定位的间接话语。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看到了一种对于方位标（repères）的拒斥，以及为了实现动态差异而对恒定形式进行某种瓦解。而且，一种语言越是进入到此种状态之中，它就越是接近于一种音乐的记谱法、乃至音乐本身。①
- 1923年11月20日：语言学的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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