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技术构成的第二个主要趋势，就是工作的女性化(feminizationofwork)，这主要涉及三个相对独立的变化。首先，从量上来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在全球的中心和边缘地区，女性在雇佣劳动市场上所占的比例都迅速提升。其次，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工作日的本质性转变，无论男女，劳动的“灵活性”都有所提高。工作时间的分配也有所变化，尤其是在欧洲和其他领先国家，一般都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闲和八小时睡眠的时间安排。兼职、非正式雇佣以及临时工—这些在全球边缘地区早已存在在中心国家也正成为主流。最后，工作的女性化意味着那些与“女性岗位”相关的传统特征，如情感、情绪和公关等，正成为所有劳动部门的核心，虽然在全球不同地区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这与形成第一个趋势的生命政治生产的主导地位正相吻合。）传统的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划分在此语境下已经失效，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不仅追求商品的生产(也许这已不是主要目标了)，也要进行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的生产。当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变得浑然难分时，劳动的生产性力量就转变为生产社会生命的力量。我们可以接受用“女性化”来描述这些变化，只要在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带有一点辛辣讽刺的意思，因为这并没有导致性别平等或者摧毁劳动的性别分工。恰恰相反！女性无论是工作还是休息，都在进行情感性劳动。事实上，如果有女人不愿意进行情感性劳动，如微笑、安慰受伤的情绪、组织社会关系、照料抚慰他人，那么她们就会被视为异类。虽然她们也成为雇佣劳动力，但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妇女主要还是负责无酬的家务和再生产性劳动，如家务劳动和生育并照看孩子，或者在城市或乡村的非正式部门承担更为沉重的任务。妇女的双重工作日是她们接受高等教育，以及获得更好和更高报酬的工作的巨大障碍。传统上与女性岗位紧密相关的劳动性质的变化，以及妇女不断加入雇佣劳动大军之中，这些都导致了妇女境况的恶化(其实，男性也是)。“女性化”的术语也会有所误导，但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概念更为有用的原因所在，只要我们注意到这些过程的性别化本质，认识到劳动正生成为生命政治性质的转变，这个转变让我们注意到劳动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边界日益模糊。[5]
劳动的技术构成的第三个主要趋势，源自移民与社会和种族混合过程的新模式。在中心国家中，资本主义企业的所有层面，从大企业到小公司，从农业综合经济到制造业，从家务劳动到工地建设，都需要合法与非法移民的不断流动，来补充当地的劳动力。我们将会看到，这在资产阶级内部不断产生意识形态冲突，虽然他们从经济角度更喜欢移民，但是在他们道德的、民族主义且更多是种族主义的意识中，则反感这些移民。同时，南方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劳工流动，一个国家内部也存在大量的移民，且这些移民都属于特定的生产部门。这些移民在数量上改变了劳动力市场，让它们更加全球化，虽然说，劳工的运动并不自由，而是受到特定路径的严格限制，且经常会有极端的风险。同时，劳动力市场也经历了本质性的变化。一方面，劳工移民的性别正在转变，妇女的比例有所提高，无论是在传统女性岗位如家务劳动、性工作、照顾老人或护理方面，或者在制造业的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电子、纺织、鞋类或玩具，在所有这些领域，年轻女工的比例是最大的。这种转变与劳动的“女性化”相伴而生，对南方国家的女性会产生种族主义的偏见，如“灵活的手指”。莫汉蒂(ChandraMohanty)写道：工作范畴自然化中的灵活性、暂时性、不可见性以及家务性（domesticity）观念，是将第三世界女性建构为廉价劳动力的关键。[6]另一方面，劳工移民会（并且总会）带来种族分裂和冲突。因为在穿越国界的过程中，移民总是会让全球种族的劳动分工问题变得更加显眼，在其他时候，尤其是在那些中心国家中，种族等级制会成为冲突的引爆点。然而，虽然移民创造出了极端艰难和痛苦的条件，却总有可能在经济和社会层面，通过出走和对抗，去颠覆并改造种族分化。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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