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中，财产权的核心地位以极具变数，有时甚至是暴烈的方式得到发展。大概看一下从1789年到1793年和1795年的法国大革命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看出宪法思想如何不断为有关财产的命令所绑架。例如，财产权在三个版本（1789年宪法的条款2，1793年和1795年宪法的条款1)中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而得以确立，但在1789年和1793年的宪法中，财产权是与“反抗压迫”的权利相关联的，而在1795年则只是与“安全”相关。就平等权来说，虽然在1789年的条款6和1793年的条款4中，平等权被定义为每个主体的基本权利(因此也适用于财产权)，但是在1795年的条款6中，平等权从属于大多数公民或者公民代表的裁决。可见平等权越来越形式化，逐渐演变成保护财产的法律秩序，并且强化了（那些作为财产所有者）个体的剥夺和占有性权力。
当我们关注“真实权利”——jusreale，对事物的权利——的传统概念是如何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被发现时，关于财产更为具体、更为复杂的概念也就浮出水面了。这些“真实权利”，尤其是财产权，已不再属于旧政权，因为它们不再通过维系价值等级和制度设计来决定特权和排斥机制。在法国大革命中，“真实权利”从一个新的本体论平面上产生，这个平面通过劳动生产力而得到确立。但是在法国，就像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那样，这些真实权利与正在出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着吊诡的关联。一方面，真实权利的意义逐渐超越了抽象的普遍权利，后者在英雄的雅各宾时代似乎占据主导地位。私有财产至少意味着人类改造并占有自然的能力。例如，1795年的宪法条款5就写道：“财产就是享受和使用个人自己的物品、收入以及个人劳动与努力成果的权利。”随着革命的进行，这里又发生了一个转化：原本对公意抽象领域的强调转向了财产权利和秩序的具体领域。[14]另一方面，构成地租和收入基础的真实权利与“动态权利”（dynam-ic rights)恰相对立，后者直接来自劳动。尽管看起来动态权利在革命的早期压制了真实权利，但是真实权利慢慢占据主导地位，并成为核心概念。
第一章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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