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非常看重马克思思想中的新奇和丰富，这种思想可以得出“人生产人”的结论。但他提醒道，我们不应该将马克思的这句话理解为人本主义的表述。“对我来说，应该生产的不是自然所设计好的人，也不是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人；我们必须生产出尚不存在的、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样子的人。”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将这种生产只理解为一般所理解的经济生产的延续：“我不同意那些人，他们将这种人生产人的现象理解为价值的生产、财富的生产或有着某种经济有使用价值的物品的生产；恰恰相反，这种生产是对我们存在的破坏，是某种完全他者性的创造，一个彻底的创新。”[7]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以生产的主体和被生产的客体来理解这种生产。生产者和产品都是主体：人既生产，也被生产。福柯清晰感觉到（但似乎没有完全理解）这种情形的爆炸性：生命政治过程不仅限于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的再生产中，同时也为自主的过程提供了潜能，这个过程可以摧毁资本，并且创造出全新的未来。生命政治生产以及我们所归纳的三种主要趋势，明确地昭示出剥削和资本主义控制的新机制，接下来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讨论。但是在跟随福柯直觉的同时，我们要从最开始就注意到，生命政治的生产，尤其是在其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边界并且不断指向共同性的时候，如何让劳动更具自主性，同时为解放的筹划提供工具或武器。
生命政治的剥削
我们考察了劳动的技术构成谁生产、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也考察了马克思在面对正在出现的生命政治生产形式时考察资本构成方法的前半部分。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的“有机构成”，这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或者以能够体现马克思的“有机”概念来说，就是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关系（前者以机器、货币、原材料和商品的形式表现出来)。若要考察当代资本的有机构成，就需要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以及新的剥削形式下考察剩余价值生产的新条件。也就是说，有机构成不只涉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客体”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也涉及体现在劳资对抗这种对抗体现在剥削和造反中—关系中的“主体”条件。
当下的资本主义积累更多地在劳动过程之外实现，如剥削就以剥夺共同性的形式得以实现。这种转变可以从两个主要现象中辨认出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总是强调，今天的资本主义积累越来越表现为剥夺性积累，越来越具有掠夺性，主要措施就是将公共财富和社会共同占有的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8]娜奥米·克莱因（NaomiKlein）使用“灾难资本主义”分析全世界很多国家所采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模式，这种模式利用灾难—无论是军事或政治上的人为制造还是因为环境灾难而自然降临的的帮助实现了公共产业、公共福利结构、公共交通网等的大规模私有化。[9]那些研究边缘地区——尤其是其国家结构甚为薄弱的国家，其中包括非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学者强调这些情况，即新自由主义积累涉及对共同性的剥夺，且主要是以剥夺自然资源的形式发生。在那些没有主权国家和强有力法制结构并饱受战争之苦的地区，对石油、钻石、黄金以及其他资源的剥夺层出不穷。外国的资本主义企业通常只是雇用少量的当地人口，它们对当地财富的剥夺和转移，与过去的殖民政权并无二致。[10]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几年重新关注原始积累这个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个概念可以让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去理解财富的积累，那就是通过对人力、社会和自然财富的直接剥夺，例如将黑奴卖给种植园主，或者从美洲掠夺黄金。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因为下面的发现而偏离了马克思：在这种原始积累机制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间并不存在线性的历史关系，并不存在发展的进步历史，比如以更高形态取代前一个较低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运动，在这里，原始积累不断重现，并与资本主义生产并行不悖。因为当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通过对共同性的剥夺而实现持续积累，原始积累这个概念逐渐成为核心的分析工具。[11]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137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