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剥夺共同性的第一种分析从剥夺和占有的角度关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却没有为我们提供合适的手段来分析资本的有机构成。尽管它充分论述了国家政策和死劳动的命运，但是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其他要素却语焉不详，如活劳动的生产力。换句话说，政治经济学家（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不应该满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即将资本主义积累片面或者主要理解为对现有财富的剥夺。资本就其本质来说，是且必须是一个通过其所雇用和剥削的劳动力来创造财富的生产体系。
对剥夺共同性的第二种分析关注对生命政治劳动的剥削，这让我们可以对资本的有机构成进行更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之前所勾勒的劳动的技术构成之三个主要趋势，与财富的共同形式的生产紧密相关，如知识、信息、图像、情感和社会关系，这些都被资本所占有，从而生产剩余价值。我们马上就注意到，第二个外观首先指向与第一个外观所不同的共同性概念。第一个是相对静态的、传统的概念，一般指的是自然资源。现代早期的欧洲社会理论家将人类可用的自然恩惠视为共同性，如肥沃土地和大地上的水果，通常以圣书中的宗教术语来作为证明。例如，洛克就宣称：“正如大卫王所说（《旧约》诗篇第115篇，第16节)，上帝把地给了世人’，给人类共有。”[12]共同性的第二个概念是动态的、涉及劳动产品以及未来生产的工具。这种共同性不只涉及我们所共享的大地，也包括我们所创造的语言，我们所确立的社会实践，以及规定我们关系的社交模式等。这种共同性的形式并不像第一个概念那样服从于稀缺性的逻辑。杰斐逊有句名言：“从我这里获得思想的人，增长了教益而无损于我；就像借用我的蜡烛点亮自己蜡烛的人，照亮了自己而无损于我。”[13]对共同性第二种形式—人造的共同性，或者消弭了自然与文化界限的共同性—的剥削是理解生命政治劳动剥削新形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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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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