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对当下生命政治危机进行评估，我们可以回到之前所提到的劳动转变的三个主要趋势。每一种趋势都表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控制的新策略，但是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发现，管控机制与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相矛盾，并且妨碍了价值的创造，从而加剧了危机。就第一种趋势来说，即劳动的认知、情感和生命政治形式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控制策略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强化。这些强化策略主要对生产性合作的共同领域进行分化，从而确立某种控制前哨，这样个人乃至国家机构就可以通过各种规训和监视技术来进行调节和控制。其他策略致力于掠夺作为生命政治生产基础的共同性，例如，通过对初级教育进行私有化、减少中等教育预算的方式摧毁公共教育机构。策略的广度在金融领域得到体现，因为其并不直接介入生产网络，而是通过扩张，剥夺并私有化历史上所积累的知识、符码、图像、情感实践和生命政治关系。资本的占有过程因此与生命政治所社会化地创造出来的共同性相对立。就这个方面来说，金融世界就模仿了（或者说映照并颠倒了）社会劳动力的运动。当我们认识到，共同性不仅是发展的客体，同时也是其主体时，就会明白那些努力去维持并且再生产其“生命形式”的诸众不能再用传统的规训和管控体制来对待。正如美国次贷危机以及之后的全球经济危机所表明的，当国家被迫救市，从而纠正过度私有化的错误并确保社会福利的时候，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冲突就出现在了金融领域。
这里我们遭遇到了第一个矛盾，因为深度和广度的管控策略都破坏了共同性，前者分割了生产的共同基础，后者私有化了共同成果。每当共同性遭到破坏，生命政治劳动的生产力就会降低。例如，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个非常专门化的领域，但是这个领域与生命政治生产有很多共同特征。若要生产新的科学知识，过去科学行为所生产出的相关信息、方法和观念就必须对广大的科学共同体开放，同时，在不同的实验室和研究者之间，应该通过期刊、会议等中介，建立高度发达的合作与流通机制。当新知识产生的时候，它必须成为共同的财富，将来的科学生产可以将其作为起点。生命政治生产必须以这种方式确立一种良性循环，从已有的共同性走向新的共同性，从而成为扩大生产的基础。然而，对共同性的分化和占有不可避免地要破坏这个良性循环，这让资本日益成为生命政治生产的障碍。
对应工作“女性化”的资本主义管控的第二个策略就是不稳定性(precarity)的确立，根据市场灵活性的各种模态来对劳动进行不同形式的组织。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和日本，大量的劳动力都曾经有着相对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工作日都非常固定。相比之下，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劳动力不稳定的现象非常明显。工人在诸多工作间不停地流动。不稳定性的核心方面就在于—考虑到工作日和工作本身它确立了一种新的时间政体，或者换句话说，不稳定性是一种管控机制，决定工人的时间安排，摧毁工作时间与业余时间的区分，虽然不要求工人整天工作，却需要其时时待命，准备工作。[22]当然，劳动的不稳定性对中心国家的妇女和少数族裔，以及边缘国家在这些国家，没有保障的非正式就业早已司空见惯的绝大多数男女工人来说，都不是新鲜事物。现在，不稳定性在全世界劳动力的层面已变得十分普遍，事实上，已经呈现出新的极端特征。一个具有轶事意味的人类学案例可以说明这种极端的不稳定性。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郊区的一个住宅区，达尼·霍夫曼(DannyHoffman)报道说，一个名为穆罕默德的人有次组织并部署了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他们很多曾是利比里亚或塞拉利昂的正规军士兵。今天他会派遣他们前往利比里亚东南的非法钻石矿场进行不定期工作；明天他会组织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的另一个地方的橡胶种植园工作；他甚至会派遣两千人作为军人去往特定地点实施裁军计划，从而从联合国机构领取基金。他的职员甚至随时为军事行动做好准备。这些人构成了不稳定的劳动的极端案例：一个漂浮的人群，无限灵活和机动，随时为工作做好准备。[23]如果再将这些人视为产业劳动后备军或者任何种类的后备军就不再合适了，因为没有了“常备军”，也就是说，没有了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力。或者说，在不稳定性的管控体制下，全部的劳动力都成为后备军，工人时时待命，等待老板的召唤。因此，我们可以将不稳定性视为一种特殊的贫困，一种时间上的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
第三章资本(以及对共同财富的争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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