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生产和管控的危机
资本处于危机之中。那又怎样？我们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危机：股市危机、信用危机、信贷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有些人破产了，有些人发财了。曾几何时，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不均衡，其周期以及生产、流通和实现的特有危机最终会导致崩溃。结果，最为老谋深算的资本分析家告诉我们，资本就是通过崩溃，或者说通过危机所导致的创造性破坏而得以运作的。事实上，在当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内，危机和灾难成为更加重要的杠杆，可以用来对公共财产进行私有化，并实施资本主义积累的新机制。[19]但并非所有的资本主义危机都是一样的。[20]虽然客观性的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积累来说有一定作用，但是主观性的和政治性的(或者也同样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对资本却是一种实在的威胁。这种危机在当下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管控模式无法再掌控劳动力新的技术构成所具有的力量；事实上，资本主义管控正越来越成为生命政治劳动生产力的障碍。
在勾勒当下危机的框架之前，我们应该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所出现的类似的资本主义管控危机中的基本词汇。那次危机发生在如下语境中：60年代的劳工斗争和社会斗争在主要国家内破坏了福利国家模式的基础。那时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不仅由工人的斗争所引起——这些斗争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大的财富再分配幅度，以及对劳工阶级生活品质的提高—同时也是因为工人与其他社会运动之间或多或少地联合，不断提出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要求。当亨廷顿感叹说，“黑人，印第安人，美国墨西哥人，白人少数群体，学生和女人”对国家的要求不但导致了财政和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也导致了管控危机时，他也隐约预感到了这个危机。[21]但是，将这些危机和其他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和国家的转型联系起来非常关键。在20世纪早期，福利国家作为对工人斗争所引起危机的回应，起到了有效作用，但到了70年代，这种机制无法继续控制新出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为了回应70年代的危机，我们看到世界发生了一个转变：福利国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国家，并且出现了生产和管控的生命政治形式。
我们将在资本主义统治结构和解放斗争相互决定的关系中来理解这些历史变迁。(我们很难将这种关系称为辩证的，因为并没有整体的解决，有的只是先后运动。）一方面，工人以及其社会斗争决定资本的再结构化；另一方面，这种再结构化也提供了未来斗争的条件。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随着劳动技术构成的转变，工人使用现有的手段来发明新的反抗和逃避资本的形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本被迫重构生产、剥削和控制的基础，再次改变技术构成，工人则会为新的反抗发现新的武器，如此等等。我们的命题是，今天，我们遭遇到另外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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