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质吸纳向形式吸纳的回归，在某些方面，与最近再度出现的资本主义剥夺的过时的寄生形式相呼应。如果正如基辛格所想象的，有任何19世纪国际协议的复归，那就是我们今天正在见证的新的“对非洲的争夺”，欧洲民族国家在19世纪末为了争夺对领土的帝国主义控制权，将这片大陆转变为殖民地。19世纪的欧洲人首先想到的财富形式，就是他们从非洲所能攫取的财货，如象牙和黄金。今天，对全球各地的类似攫取再度出现，哈维(DavidHarvey)将其称为剥夺性积累，这种剥夺形式不仅涉及财富的生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合法与非法手段占有现存的财富，通常是从穷人或公共机构那里进行剥夺，尤其是在法律规定含混不清的情况下。[36]在列强通过剥夺而积累所展开的普遍竞赛中，很明显，形式吸纳的旧有要素再度出现了。
当然，这种占有总是要受到超经济暴力的支持和赞助。克莱因所说的“灾难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范式：剥夺性积累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强行实施由某种休克所实现，这种休克可以是军事政变，也可以是入侵占领或者生态灾难。当然，资本总会试图从灾难中获取利润，将其作为财富和生产集中的杠杆。但是，克莱因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当下的过渡期和无序状态下，通过灾难和剥夺性积累实现的经济转型成了主导模式。[37]
我们在此宣称，对资源的新剥夺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但在非洲所呈现的形式更加剧烈和野蛮。从塞拉利昂的钻石矿到乌干达的油田，攫取矿物的资本主义形式已然成为当地的主导经济形式。这些矿藏的所有权主要属于外国企业，并且处于非正规民兵的保护之下。詹姆斯·弗格森（JamesFerguson)指出，与标准的说法相反，稳定、和平与法治在这个语境下，与经济增长并无对应关系。相反，他观察到，“那些最为失败’的国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者眼中）恰恰在吸引外资方面最为成功”[38]。在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领衔对非洲的争夺，今天，则主要是企业在全球治理复杂形势的掩盖下对非洲继续进行瓜分。
因此，在这个语境下，我们不应吃惊，有些陈旧的、看起来已然过时的术语又回归了，很多学者用它们来描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和差异。一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就是某些优秀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回归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自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用来描述静态的从而是非历史的社会生产装置，这种生产的核心是专制国家，通过对自给自足的村社进行剥夺而攫取剩余财富。马克思将这种生产方式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机制进行对比。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因为其历史的非准确性和欧洲中心主义色彩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批判。瑞贝卡·卡尔(RebeccaKarl)解释，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重提这个概念，并不是想让亚洲从属于任何新的有关普遍世界历史的概念，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指认中国的独特位置。他们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永恒停滞”是一种力量：中国的统治在几千年中维持稳定，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39]我们且将这个概念的有用性放在一边—虽然在我们看来这很成问题，但这些史学家所强调的区分却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区分指认的不是一个外部，而是正在出现的全球帝国结构内部的分化和等级制界限。
第四章 帝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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