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相信新自由主义可以成为长久经济计划的幻象恰恰证明了要让人们去理解后工业经济生产的本质是多么的困难。当然，让人们看到工厂里生产出的汽车、钢筋和电冰箱，或者农场里打出的成吨的谷物很容易，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触摸到非物质产品，而这种产品已经成为生命政治经济的主导要素—如图像、符码、知识、情感，甚至是社会关系和生命形式？
为了理解这种情况的新颖性，我们需要对知识在资本主义经济史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略的考察。经济史家坚持认为，通过实践和劳动而得以发展的知识在重商主义时期已然成为一种生产力。[4]在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知识依然是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但是伴随着产业范式的转型，其重要性不再体现为内在要素表现在工人的实践中，并凝聚在他们的技能中—而是体现为外在要素，就是独立于工人并能够控制工人的要素。伴随着产业资本主义的成熟，知识成为根本性的，同时也完全被吸纳进统治的体系之中。相比之下，在当下的经济中，在社会中广泛传播的知识大众智识(massintellectuality)—正成为核心生产力，并且逐渐脱离管控的体系，而这种转变正在弱化产业范式。韦尔切洛内(CarloVercellone)写道：
产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的结果，这种转型在两个主轴上勾画了另类发展的模式：超越所谓的对劳动进行科学组织，对知识重新占有和社会化，从而创造出拒绝生产主义的另类劳动形式；它不是基于商品，而是基于下面的要素，即为了“人对人的生产”和大范围的智识能力再生产而进行的日益深化的知识生产，扩大福利国家所提供的集体服务（健康、教育、研究等），来作为非生产主义发展模式的部门和动力。[5]
换句话说，生产正成为“人生产人的”(anthropogenetic)，从而生产生命形式。从知识在经济生产中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当下出现了两个重要事实。首先，知识不再只是创造价值(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工具，知识的生产本身就是价值创造。[6]其次，不仅知识不再是资本主义控制的武器，而且资本也面临着一个吊诡的境况：资本越是被迫通过知识生产去实现价值增殖，知识就越是脱离其统治。
这里我们也接触到资本在生命政治生产阶段所面对的两难困境，而不只是其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在后面会更加详细地探讨其后果，但目前认识到下面一点就够了：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还没有遇到危机，只是因为它与单边主义捆绑在一起并共同下沉。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已经死了，因为它没有能够掌握并介入生命政治生产力中；它无法提出促进生产、增进财富生成的计划。换句话说，生命政治生产向资本提出了问题，而新自由主义无法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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