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幻象
正如当单边主义的失败昭然若揭，主要的评论家和政治家都回归多边主义（而没有认识到多边主义已然死去）一样，当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成为既定事实时，同样的一群人又转向社会主义或者某种对经济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政府形式（而不理解其效力已然完全耗尽了）。这两种意识形态，即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似当代经济想象仅有的两个选择。但是这两个选择在生命政治经济时代都无法控制并刺激生产。
对20世纪的冷战双方来说，社会主义的确提供了有力的经济生产模式。关键是要理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截然对立，正如许多重要的研究苏联的专家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国家管理的政权。强社会主义要素—对经济的官僚制规划和调节，国营工业和公共服务，对资本和有组织劳动的国家调节等—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非常常见。在20世纪下半叶，那些边缘国家—有些与美国结盟，有些与苏联结盟—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这些意识形态首要关注的就是通过国家介入和官僚制规划发展生产力。与依附理论紧密相关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计划也完全依赖国家对市场和关税的控制，以及对民族工业的形成和规划所进行的介入。[7]归根结底，社会主义是促进和调节产业资本的政权，是通过政府和官僚机构来施行劳动规训的政权。而伴随着从产业经济向生命政治经济的转变，社会主义管理和调节便失去了其全部有效性。
例如，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方面，因为无法超越产业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最终解体。一般的说法是，军备竞赛、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以及人们对商品的渴求是其解体的原因，这虽然有一定的解释效力，但在我们看来，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在最后几十年内社会生产的内在社会动力和障碍。阿列克谢·尤尔恰克(AlexeiYurchak)①的一项对“晚期社会主义”所进行的精彩的人种志研究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时期内，苏联社会远不是冷战时期极权主义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是一片荒漠，而是一个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极端活跃的环境。这种活跃性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权所培植或推动的；相反，这个政权会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去扼杀社会和文化的创造性，结果就导致了严重的停滞。尤尔恰克意味深长的概括表明，那些经历过解体的人，认为这一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社会主义政权在他们看来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同时他们又很清楚，这个政权难以为继。[8]社会主义政权对工业社会有效地施加了规训，但一旦开始向生命政治生产过渡，社会主义规训就变成其所需要的社会自主性和文化创造性的障碍。
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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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就职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主攻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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