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政治生产的时代，之前被视为外部的共同性现在完全被“内嵌化”了。换句话说，无论是自然形式的共同性还是人工形式的共同性，都正在成为所有经济生产部门的核心要素。与其将共同性视为外部性的形式，如“遗失的市场”或“市场失灵”，还不如将私有财产视为“遗失的共同性”或“共同性的失灵”。
一旦我们采纳共同性的立场，政治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概念都要重新认识。例如，在我们的语境下，价值增殖和积累必然要采取社会而非个人的特征。共同性在广阔、开放的社会网络中存在，并因为后者而起作用。价值的创造和共同性的积累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扩张。在此意义上，经济增长要在社会增长的意义上进行理解。但是，“社会增长”这个概念看似太过含糊和抽象，很难起到作用。对此，我们可以从社会感知(sensorium)的视角来赋予这个积累概念以更哲学化的精确性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绝不会让那些经济学家满意。共同性的积累与其说意味着我们拥有更多的观念、更多的感情、更多的图像等，不如说让我们的力量和感觉得到强化：比如思考、感觉、观察、交往、相爱等。以和经济学相近的术语来说，这种增长既意味着社会可供使用的共同性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基于共同性的生产能力的强化。
让我们从社会角度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一个事实是，生命政治生产已经不再由稀缺性的逻辑所制约。它具有独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并不需要通过摧毁或者消耗原材料去创造财富。生命政治生产让生命(bios)进行运作，却并不消费生命。另外，其产品也不是排他性的。当我与你分享一个观念或图像的时候，我思想的能力并没有弱化；相反，我们关于观念和图像的交流增强了我的能力。情感的生产、交流的网络以及协作模式直接就具有社会性，并为整个社会所共享。
生命政治生产的特征也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周期的概念。在宏观经济学的所有课程中，如何理解商业周期都是核心问题。在产业生产的霸权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地重复这样的循环：扩张，巅峰，下降，衰退，扩张，如此依次循环。经济学家通常都关注循环的“客体”原因，如通货膨胀、失业率、供求失衡，并试图通过财政和货币方案去调节繁荣和崩溃时期，从而在解决通胀问题的同时，维持增长率和就业率。当我们在之前的作品中分析产业里的商业周期时，我们发现，强调“主体”因素，尤其是工人有组织地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拒绝和反抗，会更具启发性。当然，工人起义通常会处于客观的经济指示器的“背后”，如通货膨胀、供求失衡，以及生产和分配的断裂。例如，这个视角将20世纪70年代的财政和经济危机放在60年代工人斗争的蔓延和强化的语境中理解。[22]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政府就通过工资、就业和福利政策等去应对“主体”方面的原因，从而管理经济周期的动荡。但是，无论是从主体还是客体来看，产业中的商业周期都依然存在，有时也会得到调节，但并不会因为财政、货币或社会政策而消失。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283
284
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