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身份的暴力和等级制不只是意识（或盲从和偏见）问题；而是像财产的其他形式那样，身份主要通过社会结构和制度来维持等级制。因此，在不同领域，身份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抗这种盲点，将那些在身份层面所产生的社会臣服、隔离和排斥的机制揭露出来，后者是残暴而又真实的，但通常却难以发觉。在某种意义上，将身份的臣服作为财产问题揭示出来意味着重新占有身份。因此，我们必须将身份政治的首要任务置于这样的位子，也即将对剥夺者的剥夺置于传统的共产主义话语中。
但是，通常情况往往是，身份政治开始并且终结于第一个任务，有时还伴随着苍白的骄傲和肯定。温迪·布朗（WendyBrown）宣称，当身份计划与伤害相结合，并创造出一种群体投资，以怨恨的态度来维持被伤害的地位时，意在揭示社会暴力和等级制的身份计划就搁浅了。我们可以说，人们将身份视为占有物，并且将其作为财产来保护。布朗坚持认为，这种身份政治最为缺乏的就是应该将对自由的向往明确为其基础。[7]事实上，最近女性主义理论和黑人研究的某些最为有趣的成果论述说要回归到自由的话语，因为这种话语曾经激活了女性主义和黑人激进主义。例如，弗雷德·莫顿（FredMoten)不仅将黑色视为屈从和臣服的标志，也将其视为力量和能动性的地位。“黑色的述行性本质”就是对奴役的反抗，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对自由的追求。[8]在某种程度上，莫顿在呼应杜波依斯和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杜波依斯屡次指出，解放的力量是黑人的特殊礼物之一；而罗宾逊指出，自由和力量是整个黑人激进主义传统的核心。[9]琳达·则瑞丽（LindaZerilli)也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发掘出女性主义与自由实践的内在关联，从而回到第二波女性主义早期的某些强大潮流中。在则瑞丽看来，一个以自由为中心的女性主义，与其说关注“知”(并且揭示女性在社会上臣服的方式)，不如说是关注“行”“改造、建造世界，重新开始”[10]。再举一个例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表明，无产阶级身份是反抗资本的武器和阶级斗争发动机，它不仅揭露了工人阶级所遭受的暴力和痛苦，也为工人的力量构建出了某种图式：他们有能力去反击资本，并从中获取自由。身份政治的第二个任务就是，从义愤出发，将臣属的身份用作武器去追求自由，从而反抗统治的结构，并实现掌握国家权力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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