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主导的管控模式通过身份的中介而得以运作，很明显，这种模式在北大西洋世界主要是基于康德哲学的某些要素。(我们在本书的不同地方强调过，先验中介由一种明确的形而上学支撑，在这种形而上学中，精神形式和本体结构先验地对经验的内容进行组织。）正如经典形而上学一般认为，实体和因果或者模态与关系的范畴这些都被视为“类”的概念—足以定义本体论过程，而先验哲学中的中介范畴—一般将其视为生产性的—将先验的图式主义视为机器一样的存在。在康德的思想和康德主义中，先验图式主义在知识和权力的构建中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因此，身份在先验的形式统一中既被斡旋促成也被肯定。[32]
现代政治思想用表征来阐释这些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图式。在卢梭和黑格尔等思想家那里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表征能够将所有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的特殊性编织进国家的普遍性中。但是，施米特却正确地认识到表征(代表）的反民主本质：代表性的特征恰恰在“民主”中引入了反民主的要素。[33]我们认为，应该将现代共和国中典型的代表制机制理解为一种双重运作，一个分离性的综合，既将被代表者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同时也让二者保持距离。代表制先验领域中的身份的中介也导致了一个类似的双重结果。一方面，具体的身份被转化为抽象的代表，政治中介的结构可以从中（图式性地）生产出一个形式的统一体。（人民的概念就是这样一个形式统一体。）另一方面，代表的逻辑要求身份保持静止和分离：我们被迫不断去表现我们的身份，并且会因为任何偏离而受到惩罚。例如，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Povinelli)就注意到，澳大利亚规定，如果土著居民想要保持他们的权利和公共资源，就必须忠实于他们的传统身份，保持其记忆和文化—事实上，也就是保持不变，或者说遵守一种表征。[34]这就是理念主义的独裁。权利与身份之间的关联就是表征性图式的武器，用来将所有身份都束缚在承认的逻辑中，并管制奇异性的生成。政治中介表面上的悖论因此就在两个独立的层面得到了解决：身份只有在社会层面上忠实表现它们的分离和不变的特征时，才能实现先验层面上的抽象统一。
但是，现代政治代议制及其中介机制很久之前就处于危机之中。20世纪诸多的政治科学学者，如韦伯、米歇尔斯(RobertMichels)、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等就指出代表制如何因为政党政治而导致官僚制，因而，代表制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论断就完全成为一句虚话，政治统治完全掌握在精英手中。[35]很多作家都在全球语境下对代表制的危机作了类似的分析，于是就有了“民主赤字”(democraticdeficit)这个术语，表现为中介机制和代表机构的大幅度匮乏，而现有的机制和结构却非常低效。[36]这些对代表制危机的分析通常都属于“对自由主义的内部批判”，也就是旨在修复和保存自由主义的批判。
第六章 革命
346
347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