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体系应对代表制危机的首要方案就是以治理的形式建立新的社会中介机制。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见，治理并不依赖任何先验图式主义，并且也不通过固定结构而运作。事实上，这是治理的偶然形式，通过托依布纳(GuntherTeubner)所描述的“没有国家的宪政化”[37]的法律过程来对偶然性进行治理。治理并不为身份的表征去保存图式这种身份表征正是(无论是文化多元主义还是普世主义形式的）宽容的共和政体的核心而是试图创造出没有代表的社会秩序；治理并不试图解决危机，而是对危机进行管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结尾的“论人2”中所表明的，治理所缺乏的是身份和代表所要求的计量机制。正如资本无法再通过基于价值计量的规训政体去统治生产过程，而是必须依赖抽象和灵活的金融管制装置一样，代表式中介没有了身份的计量，也无法管理社会，只能依赖抽象和灵活的治理管制。这些机制的抽象性和灵活性突出了秩序结构的偶然性，以及秩序与混乱之间的微弱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治理就是管理例外状态的系统。没有中介的代表性机制，对身份的治理以及对社会等级制的管理就在两个极端徘徊：强制的“无视身份的”视角，就好像等级制并不存在一样；以及当这些等级制成为社会生活不可否定的要素时所产生的“身份恐慌”。
当然，治理的目的是维持统治阶级的力量，并支持资本的利益，但是它从没有成功解决并终结危机。事实上，协调和斗争的过程，在治理的领域内不断重启。在某些方面，治理与工会斗争存在某些类似之处，事实上，有些作者提议用协商和劳动法的模式对抗当下的治理形式。[38]以往的劳工领导说“协商永无止境”时，他们虽然依然承认斗争的重要性，但从没有质疑资本的终极霸权。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一事实：治理是（主权）权力和(社会）反权力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公共场所。
相比之下，考虑到治理的抽象和灵活机制，不难看出，为何新保守主义和当下其他右翼意识形态不想保存任何先验图式主义，而是通过将计量理论奠定于自然法坚实的基础之上，去解决代表性危机的问题。当然，从伯克到黑格尔，再到列奥·施特劳斯和奥克肖特的保守主义，总是存在某种相对主义色彩，因为它总是诉诸习俗和传统，但这其实只是为不变的计量方式的本体论基础提供了背景。新保守主义策略与治理相对立，反对其偶然性和流动性，强调价值和身份的固定性，有时甚至还会与资本主义管控的新形式产生冲突，只要后者容忍或者鼓励经济和社会价值的流动。新保守主义者想要一个新的热月，试图在财产和社会等级方面确立彻底的价值标准，从而复辟旧制度，或者至少让社会现实完全符合他们对想象的过去的表征。因此，新保守主义者实际上支持的是神权政治，虽然他们表达的是世俗信念：他们的神是中央银行和最高法院，因为只有它们才会确保价值的稳定性。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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