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帝国治理的特征也适用于经济领域。这里，那种令人厌倦的用民族国家去反对全球化的争论毫无价值。当面对不断深化的资本全球化时，或者更为准确地说，面对全球资本的强化和扎根时，很明显，一方面，国家结构不再能够完成调节的任务；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全球国家（global state)像当初的民族国家管理国家资本那样去调节全球资本。事实上，政治上的相互依存确立了经济管理、调节和控制的机制。当然，这是一个极端混杂的领域，由相互协作的国家机制、双边和多边主义协议、国际和跨国机构构成。但这种混杂体是脆弱的，不仅因为这些要素的折中主义，而且也因为其所依赖的主要国际经济机构—这些机构大多在先前的多边主义全球框架中得到发展—本身就是虚弱且不稳定的。今天我们通过事实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机构全都无法应对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决货币危机，世界银行无法解决贫穷危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无法解决粮食危机，世界贸易组织无法解决贸易危机，如此等等。当然，这些机构也并非完全无用，但是它们无法成为稳定、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的基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分配网络、相互联系的生产结构等—已经远远超前于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
这不是说没有人来进行管理，全球资本的运作没有得到政治、法律和制度性的调节与支持。资本主义权力的全球结构正在运作，但它们是临时性的，并且在体系的不同层面连接在一起。在其他地方，我们考察了在全球经济管理和调节领域中所发展出的某些具体机制，如为了管制那些国家法律系统没有完全涵盖的合同而重新阐释商人法（lexmercatoria)的新法律规范。[11]这里，我们想要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在与帝国治理结构的关系中考察全球资本主义权力结构及其法律框架的问题。
从帝国治理的视角来看，一目了然的是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贵族制”性质。这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戏仿波里比阿对古罗马的颂词，将正在出现的帝国描述为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混合政体，将单一的君主制、有限的贵族制和更广泛的（伪）民主制结合在一起。[12]约瑟夫·奈用一个现代类比描述了混合帝国的金字塔结构：世界政治的日程就好像三维的象棋游戏。对此，奈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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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超越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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