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身体的生命政治的力量，还有最后一个例子，这也是来自其他领域。让我们看看埃克哈特(MeisterEckhart)的布道文《耶稣荣入圣城》中的一段话：
现在注意！如果一个人要永保处子之身，那他就决不能生育。如果他要生育，他就必须成为妻子。这里，“妻子”是可以给予思想的最为高贵的名字，这确实比“处子”更为高贵。那接受上帝的人，必须是善的，通过这种接受，他就是一个处子。但上帝在他身上生育是更好的；因为让礼物生育出果实，是对礼物的唯一答谢。精神是妻子，它以生育为答谢，将耶稣带回到上帝父亲般的心灵中。[75]
埃克哈特试图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生命政治事件的生产性上，但这是多么的复杂！要阅读这样一段话，我们必须穿越几十年的女性主义理论：从波伏娃的分析开始女性不过是父权制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她们束缚在生物性的生育功能上，从而让她们处于臣服地位；然后是女性主义宗教学者，他们揭示了基督教的父权制模式以及处女和妓女的二元对立；最后是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他们揭示了女性的角色，即她们如何在欧洲政治哲学的经典中，成为混乱和具有危险繁殖力的形象，因而必须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当我们抛开男性主义以及异性恋的标签后，就会看到，埃克哈特那段话中呈现出一个酷儿（queer)。当男人变成女性时，生产性就出现了，埃克哈特的神秘视界让我们想起苏瑞伯庭长（PresidentSchreber)的幻觉。据弗洛伊德的报告，他认为自己正在变成女人，通过上帝而受孕，从而生育出新的人种。有趣的是，埃克哈特的生产性与性别倒错行为相一致。(埃克哈特能否认出女性的男性特征，就像他发现男性的女性特征那样?)事实上，生命政治事件，总是一个酷儿事件，一个颠覆性的主体化过程，这个过程能够颠覆主导性的身份和规范，揭示权力与自由间的关联，从而开启另类主体性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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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共和国（以及作为穷人的诸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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