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事件概念，在这一点上很容易与巴丢(AlainBadiou)的概念区分开来。巴丢将事件确立为当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将其视为真理出现的场所，可谓功莫大焉。事件本身具有不可化约的杂多性，也即含糊性，将真理的确立与单纯的判断形式相分离。在此方面，福柯与巴丢的区别可以清楚地从两位思想家对事件的态度看出来。对巴丢来说，事件，例如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及复活，法国大革命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而确立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关注那些事后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介入行为，以及不断回归事件的忠诚和一般(generic)过程。但福柯强调的却是事件的生产与生产性，这就要求前瞻而非后顾的眼光。换句话说，事件内在于存在以及颠倒事件的战略之中。巴丢对待事件的态度反映其没有认识到自由和权力之间的关联，而这正是福柯从事件内部出发所强调的。对事件的回顾性态度并不能让我们进入到起义行动的理性之中，这必须在历史进程中去争取，从而创造革命性的事件，并与主导性的政治主体性相脱离。没有制造事件的内在逻辑，我们只能在外部将其视为信仰问题，重复德尔图良（Tertullian）的那句话：“因为荒诞，我才相信”。[72]
生命政治的事件可以将生命的生产转变为反抗、创生以及自由的行动，这就将我们带回到作为政治策略的诸众形象。我们可以从一个截然不同的领域来举例，如意大利反法西斯主义游击队员波利斯(LucianoBolis)，来看看他的回忆录中如何在沙地的谷物与诸众的反抗之间建立关联(这可以让我们想起惠特曼具有民主特色的草叶)。波利斯完全认识到，在那些投身战斗的诸众的痛苦中，他的牺牲只是沙地中的谷物。他解释道：“但我相信，幸存者有责任去书写那些沙地谷物’的故事，因为甚至那些由于特殊情况或不同感知而没有成为‘诸众’一员的人也明白，我们的解放以及解放所依赖的价值，需要付出如下代价：鲜血、恐怖、期望以及游击队员’这个词所昭示的全部意义，但这些在今天依然被人们因空洞的自满所误解、嘲笑和拒绝。”[73]生命政治在主体性与历史之间，是一种游击队员式的关系，由诸众的策略所打造，由事件和反抗所形成，由那种将政治决策与斗争中身体的建构连接起来的话语所阐述。德勒兹以类似的游击队员的方式，将生命的生命政治生产阐释为“相信世界”，他感慨地说，我们已经失去了世界，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被剥夺了。“如果你相信世界，无论多么难以察觉，你都在促成可以摆脱管控的事件；不论多么短暂或狭窄，你都在创生新的时空……我们反抗管控的能力，或者我们对管控的屈服，都要在我们每种行动层面上进行评估。”[74]反抗的事件不仅有能力去逃避管控，同时也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60
61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