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要指出，生命政治理性所需要完成的任务有三：首先，需要让理性服务于生命。其次，技术要服务于生态需求。我们所谓的生态学，不只是保护自然，同时也要对“社会”关系这就是卡斯特罗所说的人和非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发展和再生产。最后就是财富的积累要服务于共同性。于是下面就很清楚了（我们将前面三要素的顺序颠倒过来进行论述)：只有对共同产品进行社会性占有，才可能有经济增殖；只有共同性筹划直接控制技术，生活世界及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才有其可能；只有服务于诸众的共同自由，理性才能作为共同性制度的一种机制进行运作。
除非生命政治理性扎根于集体行动的领域—在这片领域中，共同存在的状态转变为制造共同性的过程，否则这一切都是无生命的、消极被动的。生命政治理性的集体实践需要采取战略性探索的形式一种战斗的形式。其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因为如我们在“论身体1”中所述，在生命政治的语境中，真理作为存在的事件，其诞生和死亡由共同经验所生产。斯宾诺莎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想要说出我手中两种硬币的真理，并把握它们的价值，我就必须参考那些赋予货币以价值的共同声音。真理只能大声说出。在“论人1”中，我们看到，真理不仅是宣布出来的，同时也是创造出来的，而斯宾诺莎将其等同于如下公式：实践出真理（experientia sivepraxis)，真理由那些想要过上共同生活的主体行动所形成。在主体与真理、公民和他们的力量之间，不可能存在超越性或者超验性的力。斯宾诺莎写道：“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与霍布斯的差别就在于，我永远要让自然权利不受侵犯，因为国家的主权权力只有与它超出臣民的力量相适应的权利，此外对臣民没有更多的权利。这就是自然状态里常有的情况。”[90]直接说出来就是，真理是在共同行动中创造出来的，没有任何中介。
我们所想到的战略性探索，一方面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工厂调查”相类似，这需要结合社会学的超然视角和政治性的目的，去考察工人的条件和关系，但这与工人的境况还是处于根本隔离的状态，因为这些掌握在政党知识分子精英手中。[91]另一方面，这与20世纪60年代的辩论会中普遍存在的知识的互动生产也非常相似，人们甚至认为这是某种伦理实践，这种实践完全介入社会境况的共同结构，但是尚未作为政治行动被有效动员。[92]与我们的战略性探索相接近的是第三个概念，这个概念综合并超越了前两个概念：福柯的装置。它既是物质的、社会的、感受的，同时也是认知的机制，这在主体性的生产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福柯将装置概括为异质性要素的网络，由战略性的目标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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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世界Common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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