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toevsky,1821—1881)《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Underground,1864)里面的“地下室人”。这部小说是以日记体写成，即便地下室人不断地坚称他既不想被读懂也不想被理解。整部小说的风格就是一个悖论：一个声音一再地坚持不要被听到。然后，地下室人展示了一系列的场景，在其中他嘲弄传统、礼节和所有的布尔乔亚式的因循相袭的同时，他又坚持要融入这种他自己也承认是毫无价值的社会圈子之中。地下室人歪曲了言语的逻辑。去言说就是必须服从于语言、文化和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性。地下室人腐蚀了这种逻辑;他撒谎、他自相矛盾，他宣称他不想被听到并且要反对论点的内在一致性。与其说地下室人呈现给我们人类理性的形象，不如说他夸大了反对、误认、非连贯和一种先验的或过剩的恶和愚蠢的权力。愚蠢是先验的，因为它破坏了一种组织化的理性的理念。取而代之，我们看到了思想创造荒唐的、隐蔽的和没有目的或意图的怪诞联系的权力。
德勒兹反对那种认为存在一个现成的世界和它的潜在副本的想法，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他为拟像辩护。任何事物之所是，即它变成他者的权力，它产生自身虚假的或伪装的影像的权力，它不忠实于自身的权力。“复制”这个理念预设了某种原本，而西方思想一直被复制的形象所主宰:认为存在着某种可以被用来衡量和判断主张者的起源(Deleuze1994)。当我们提问这是否是真正的“正义”、“民主”或“文学”的时候，我们在想象着作为副本的或重复的这些事物的某种范本或标准。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性格”是某种特色、风格或变量，是加诸某种基本的人的共同性之上的东西。但是像德勒兹那样去坚称生命仅仅是仿真，那就是坚持认为我们不外乎是我们所表演的各种角色或面具而已。这就是坚称不存在外在于每一个对公正或文学事件的发明和创造的正义或文学的“范本”。它不是认为我们先有一个自我，然后我们才通过仿真或表演去揭示或表达它，也不是认为存在一种可以用来判断未来文学创造的文学本质。起源或潜在自我或本质等理念，只不过是所产生的面具和副本的效应而已。通过每一次的表演产生新的自我和起源，从而拟像产生了起源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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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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