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与加塔利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明显的解释(或阐释的)方法对文学的解读。他们选择的正是例如卡夫卡和梅尔维尔那样的作者，而这些人一向被文学史解读为产生远不可及的形象或意义符号的作者。与将文学解读为一种对意义和解释的追求所不同，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文学表明了它自身是关于感受与强度的。只有反动的文学批评家才会想要将梅尔维尔的鲸鱼和卡夫卡的甲虫解读为某种终极意义的“能指”。将文学解读为一种认知的艺术，解读为关于“我们的”和人类对意义的追求总是有可能的。这种解释或阐释的艺术要求我们“过度编码”文学，将每一个文本都看作是某种潜在意义(这种意义是在“人”对意义的追寻历史与行动之中始终如一的东西)的表达。与此不同，文学也可以被解读为关于它的生产和转变的艺术。与将文学的“动物”解读为象征(它们意味着什么?)所不同，我们可以将动物看作是尽可能地对新的感知类型的敞开。在这种情况下，生成一动物指出了文学、艺术之中的一种倾向，即让知觉向它所不是的东西而敞开。文学不是关于意义的表达，而是对意义的生产，它让新的感知和新的世界成为可能。
阅读德勒兹与加塔利对卡夫卡的论著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考察这一点。在所有的作者之中，卡夫卡经常被解读为一个消极的作者。(德勒兹与加塔利对文学和哲学的解读却与这种产业化的解读标准相悖。他们认为假如卡夫卡的作品也可以被解读为积极生成的文学，那么所有的文学都可以被肯定地进行阅读。假如文本可以向它之所能而开启，那么为何我们要假定文本背后有某种终极意义?)譬如，卡夫卡的《审判》(TheTrial，1925)总是被解读为一则关于法律的寓言。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从一段旅程到另一段旅程地游荡，但是从未来到过法律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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