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采取一种消极的和传统的解读方式，我们就可以将法律看作总是隐匿的东西，我们只能产生关于法律的形象和解释，但永远无法抵达法律自身。我们有法律的理念，即超越概念或措施的正义或良善，但是任何再现或表达这种法律的努力都玷污了法律本质的纯粹性。在这种解读之下，我们必然是异化的和内疚的，而卡夫卡的小说正是这种异化的象征，象征着我们丧失了任何意义上在场的或可显现的神或法律。在卡夫卡的伟大故事《变形记》里面，格里高利·萨姆沙醒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这会被解读为一则关于所有有限的人类生命的核心内部中的非人性、异化或移置的象征或寓言。
然而，德勒兹与加塔利不是将卡夫卡的作品解读为再现那永远“陌异”(other)或超验的法律的寓言。恰好相反，他们认为，卡夫卡作品之中的游荡是积极的。在这种从一扇门到另一扇门的、穿越空间的或挖掘的或甲虫活动的运动自身之中有一种强度或愉悦。实际上，那些作为运动之目的或原因的“法律”是通过这种运动而产生的。卡夫卡的文本产生了门廊、走廊、动物的运动与形象，在所有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没有规律或终极目标。规律或含义被揭示为行动的效果，而不是某种终极的目标或驱使行动的源头。只有解释的病症才会强加一种规律在其上面：假如你在门与门之间游荡，那么你就必须寻求某种目标；假如你变成了甲虫，那么你肯定丧失了你的人性。我们可以将卡夫卡的故事《饥饿艺术家》解读为一种屈服的形象，关于一个人为了对自己施加惩罚决定让自己饿死，因为任何的法则都是远不可及的，总是残酷的和任意的。根据德勒兹与加塔利的方式，这种饿死自身的行为可以被解读为变量和实验。德勒兹与加塔利反对将卡夫卡的生成和动物解读为一种永远神秘和陌生的生命的象征，他们将卡夫卡的文学看作是新的强度的生产。甲虫、鼹鼠、饥饿艺术家和城堡并不意指任何事物，它们只是产生感知的新风格。从动物的角度看世界，从一系列并不通向任何地方的路径看世界，或者从一个日渐消亡的身体的角度看世界。对动物的迷恋是一种对被看的世界的迷恋，是观看那不断更新的东西，而不是从一个业已组织化的定见位置来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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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