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结构主义，整个西方思想史都建立在存在和认同的基础之上。我们总是想象先有某种存在(being)，然后才有生成或才有差异化。结构主义和现象学都将差异和生成建立在某些基础或根基之上:语言的结构或者经验的观点。后结构主义者基本上都拒绝那种认为我们能够以一种静止的差异结构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提供某些基础的观点。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解释结构的显现、生成或起源:例如语言这样的系统是如何既变成存在又在时间之中变异。因此，德勒兹和他同时代的人都致力于将差异和生成概念化，但差异和生成不会是某种存在的生成。他们的主要标靶不只是晚近的现象学和结构主义运动，而是整个西方思想史。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哲学的舞台被对德国哲学家G.W.F.黑格尔(1770—1831)的重读所占据。他认为生命和历史的差异和生成能够(也应该)被置于一个精神的独自运动之中来理解。黑格尔还认为现代哲学1是历史的终结点，在这个点上意识或精神能够克服所有差异和生成。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将黑格尔看作西方压抑差异，并倾向于将差异缩减至某种基础性认同的典型。德勒兹不同于那些尊重西方思想总体性的同时代人。他认为有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挑战某种关于终极存在和在场的西方传统。因此，他的事业开始于对哲学传统的一种重读。他找出一些非常传统的人物，认为他们的著作中藏匿着一种非常激进的可能性。德勒兹早期关于苏格兰英语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的著作出版于1953年，那时他才28岁。德勒兹认为人类主体及其稳定的外部世界是一种产生于经验之流中的虚构(fiction):“世界(持续和区分)是想象的一种确定无疑的虚构”(Deleuze1991,80)。在主张主体和世界的形象(image)1作为想象的产物之时，德勒兹已经显示出一种创造性地解释哲学的倾向，他主张生命自身就有一种创造的倾向：人类生命的倾向是形成它自己的形象，比如理性思想或“主体”的形象。
为什么是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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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dern philosophy，中国学界一般通译为近代哲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