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勒兹来说，哲学或文学的历史不是将文本置于“语境”之中。它不是考察莎士比亚如何反思或质疑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观。艺术与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们有力量去创造新的时间线或“逃逸线”。莎士比亚的艺术不在于他对他那个时代的再现式的回应，而在于他别样地构思时间的能力。比如他的历史观是将历史概念作为自然的和神圣的进程(真正的和命定的国王们的命运)，而且引进另一种历史概念，于其中人物们所决定的行动都好像是神授的。代表命中注定、命运和时间的无时间性(麦克白、理查二世和凯撒)的国王和统治者都被那些将时间看作表演或生产的人所取代。历史变成了一种行动、生产或创造，权力被诸如亨利四世那样将自己生产和创造为历史人物的人物所摄取。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和悲剧不是在历史之中描绘、再现或质疑，它们开启了新的历史体验。它们所表达的不是发生于时间之中的东西，而是作为表演的时间、向未来开启的时间：时间是戏剧，而非命运。
在今天，假如我们想要重复或者拍摄莎士比亚的艺术，那就不是重新叙述人物或事件，而是要把握这种更新的感受或时间的表达。例如，我们可能会在一个启示录式的或后核子时代的布景下拍摄《理查二世》，将它的历史的意义诠释为人类对所有人类时间的可能性的终结的表演。重复莎士比亚要求我们去重复所有对语境的不忠，因为这种不忠开启了莎士比亚自身的时间。我们不是重复莎士比亚著作的意义，而是重复它的不合时宜的力量：它的这种力量干扰我们的现在和作为接续的时间感，因为它也曾以这种“同样的”方式打断过那种神圣命令的时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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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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