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以上所述表明，原初状态下的各个派别能够作出合理的抉择，但这还不足以使他们感知到当事人的主要利益，也不足以把（德沃金所说的）权利看作是决定集体目标的关键。而问题在于，为何各个派别被剥夺了实践理性，而被置于“无知之幕”之后呢?罗尔斯的直观立场很明确：绝对命令的作用包含着一种由多个主体共同运用的程序，具体表现为进入的条件（各派平等）和情境特征（“无知之幕”)。但我认为，罗尔斯从主体间性角度所得出的这些结论，由于信息的丧失而失去了其优势。我的第三个问题提出的是一种视角：由此出发，可以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回答。我认为，罗尔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展开他的道德视角，并去处理实践理性程序概念的实质内涵，也就是说，从程序主义的角度，对实践理性的程序概念加以阐明，他就可以避免由于提出原初状态的设计而遇到的麻烦。
绝对命令本身就已经克服了黄金准则的自我中心论。黄金准则的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要求从任意一个人的视角出发作出普遍化的推测；而绝对命令要求，所有可能的当事人都会希望有一个公正的准则作为普遍的法律。但是，只要我们是从独白的角度作出这样要求比较严格的检验，我们就还局限于个体所特有的视角，由此出发，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会私下以为他所要的也是大家都愿意要的。这还远远不够。只有当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当中都折射出一种先验的意识，也就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我所说的善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在世界观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所有人都必须具有这样一种先验意识。我们如果想要拯救康德的普遍化基本命题，我们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对上述事实作出反应。罗尔斯通过限制信息，为原始状态下的各个派别明确了一个共同的视角，这样，从一开始就用人为的干预限制了特殊解释视角的多元性。相反，话语伦理学认为，道德视角体现在主体间的论证程序当中，从而督促参与者尽量开放他们的解释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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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