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们有可能把握这种实践话语的认知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就在于准确描述：从道德视角来看，在论证过程中，作为合理动机进入话语的个人兴趣是怎样改变其作用和意义的。因为，只有那些获得主体间承认并表现出来的兴趣，才能说是实践话语的结果而且，这些兴趣可以进入有效规范的语义学内涵当中。只有能够普遍化的价值取向才能超越这些界限，因为它们能够被所有参与者(和当事人）用充分的理由接受下来，并被用于规范各种需要调节的实质内容。一种“兴趣”如果在不同语境中得到了其他成员的赞同，它就可以说是“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一种兴趣如果要从道德视角受到重视的话，就必须摆脱第一人称视角的束缚。一旦它被转译成一种主体间性的评价词汇，它就超越了愿望和偏好，成为道德论证范围中普遍价值的候选对象，承担起论据的认知功能。话语中所出现的愿望或偏好，只有在描述一种价值的时候，才经得起普遍化的检验，而且，这种价值在调节各种实质内容的时候得到了所有参与者的承认。
我们不妨假设，实践话语可以看作是一种论证形式，既不同于合理选择，也不同于事实话语。这样，一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基础上的论证理论就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可以让我们建立起一种实践理性概念，它既不同于工具理性，也不同于理论理性。认知意义可以保留应然命题，而且不必把它们与断言命题等同起来或还原为工具理性。但是，真实性与规范正确性之间依然存在的相似性就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开一些众所周知的争论，比如，关于真理和论证的语义学概念和语用学概念的争论，也可以避开关于意义与价值，论证结构与论证作用，论证的逻辑、程序与交往形式等的讨论。我们必须处理的是社会世界与客观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回避关于合理性的长期性的讨论。因此，罗尔斯试图回避这些讨论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即便我们不把这些争论立刻归人“形而上学”范畴。
第二部分政治自由主义—与罗尔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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