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赫诺（J.M.Guehenno）从单个公民的角度描述了这一无名世界。公民失去了作为团结共同体的国家，必须在没有规范并且比较散乱的自我捍卫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新人”动摇了现代性充满幻想的自我理解。很显然，这种希腊主义的观点就其本质而言是新自由主义的。公民自律中公民自决的道德成分被不假思索地抛弃了，最后只剩下私人自律：
像卡拉卡拉（Caracalla）时代的罗马公民一样，今天也越来越少有人从参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定义网络化时代的公民。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强调，公民的行为必须服从事先制定的规则。……至于是由私人企业还是管理机构来设置这些规范，则无关紧要。这种规范不再是主权的体现，而只是一个减少不确定性的因素，一个减少开支和增加透明度的手段。11
这里的矛头所指是黑格尔关于“需要和理智的国家”(Not-undVerstandesstaat)的观点，民主法治国家被“一个私法国家所替代，而且与自然法没有任何哲学关联。它只是一个单纯的规则系统，它的合法性确立在其日常运作的依据上面”12。规范是有效的，而且与人民主权和人权等观念相吻合。自发的世界社会这个看不见的手正在取代规范，而且表现为“一种网络化的逻辑”。但这些对外部支出并不敏感的机制并不可靠。这点至少适用于关于全球自我调控的两个著名例子。
三个多世纪以来，建立在国际政治体系基础上的“权力均衡”，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彻底崩溃了。如果没有国际法庭和跨国的审判权力机关，国际法就不可能像国内法那样得到有效的贯彻和执行。在任何情况下，传统的道德和朝代关系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都从规范的角度制止了战争。但在20世纪，极端的战争把这种脆弱的规范框架也给打破了。武器技术长足发展，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遍布全球13，这些都充分暴露出，离开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权力已经陷入无政府主义，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日内瓦国联的建立，是第一次尝试，它想至少在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内对难以预计的权力加以规训。联合国的建立则是第二次尝试，它想通过建立跨国的行为机制，来维持始终处于发端的世界和平秩序。两极世界解体后，尽管时局时有倒退，但在国际安全和人权领域出现了魏茨泽克(C.F.vonWeizsäcker）所说的“世界内政”（Weltinnenpolitik）的发展前景。无政府主义权力均衡的打破，至少为建立理想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可能。
第三部分 民族国家是否还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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